师东兵：《张春桥在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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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东兵：《张春桥在狱中》 作者: 望星海 日期: 2007-02-14 09:21张春桥在狱中作者：师东兵序言 一个文革政治家的肖像和思考写完我的《文化大革命纪实系列》长篇纪实文学后，我的重点转移到一些当年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组织者等具体人物命运上来。我计划选择一些非常具体的、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用文学的笔触来剖析他们的归宿和灵魂，使我的这套纪实系列能更为完整地给那场被称为大革命的运动画上一个句号。因为人们对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并没有真正的结束，起码还没有在理论上给予最后的结论。尽管饱含伤痕的一些作家对那场给无数人带来灾难的“革命”已经有了许多的批判和揭露，但是真正从根本上或者说从实质上进行了剖析的作品不多。党内元老式的党史专家胡乔木以极大的愤怒说：“让我们永远诅咒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但是，这绝不是简单的骂一骂或者写上几篇文章、作上某个决议就能解决问题的。没有科学的、实事求是揭露和再现当时的真实。后人是不会像今天的当事人那样对此采取同样的态度的。所以。就有了我的一系列的创作计划和具体的安排。张春桥．就是我这个写作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的人物。研究文革。离开了这个人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或者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是一个贯穿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高潮以至几个回合的惊心动魄的较量，最后到结束的一个最为典型的政治家，称得上是地地道道的文革领袖人物。他一生最精彩的就是文革中的经历，人们感兴趣的也是他在文革中的表现，重点是他参与策划一系列机密的那几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本书继续体现作者一贯追求的风格，将在这里真实地剖析张春桥的真实灵魂和真实的思想以及他所参与策划的种种可以公开的或者不可告人的那些点点滴滴。关于张春桥的书籍已有不少，公布的材料仅限于他得势时的讲话、活动和他垮台的揭发、批判，其实他的另外的活动人们知之甚少。本书将把视角剖析的重点放在了这里。对他的思想和灵魂。对他的背后的活动和机要问题的再现，对他的对手的真实情况的揭示，都是我们需要研究和了解的。没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对照，就不会有真实的历史，也不会有正确的结论和研究。张春桥，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历史人物。我们对他的关心是从研究那段令人永远难忘的历史开始的。所以，我历来主张对这样的人物应该撇开一切这样或那样的因素，就从历史来研究他的整个一生，就是为了顾全他为之奋斗的那个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目标。无庸讳言，他是那个理想和目标的信奉者和牺牲品。作为政治家，他是无可奈何的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的目标和理想，这是他赖以生存和傲笑今日人间的信仰支柱和动力。他和他的同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在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毛泽东和先他死去的各类政治家外，只有两个政治家始终不渝地坚持信奉这场所谓革命和实践：一个是江青；另一个就是张春桥。不管人们对他有这样或那样的谴责，他始终是一位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人物。这个历史地位决定了他的价值和意义。人，有时依仗了事件，会成全了自己。时间，往往随着一些人物的存在，变得珍贵起来。不管哪种原因，我的这部作品都会给历史留下点滴痕迹的。因为我选择了一个无法叫历史遗忘的人物。所以，对张春桥的研究，就成了研究文革史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撇开了对这些具体人物和具体事件的来龙去脉的探索和求真，就无法准确的总结那段历史，也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和有益的经验教训。我始终认为，现在做理论的探讨应该是时候了，但是我偏偏却选择了一条用文学再现这段历史和再现那些人物的道路。我认为，把那段难忘的历史风云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可能比用理性的语言更为准确，起码在现在是这样的。物竞天择，在文学上，各种风格的花朵都有开放的权利和义务。作家，面对历史、生活和现实，可以有用笔驰骋的自由，这和政治家用自己的言行写历史一样，作家只是追寻着他们的脚步前进。只有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后，各式各样的人物才能在作品里找到他们眼里的美和丑。如果说文学是人生的幽默，那我只能首推带有哲理的我的这些纪实作品。我自信这里会有政治家智慧那耀眼夺目的闪光和带有哲理的启迪。这里的哲理是一切热爱生活的人们所追求的。一切热爱生活的人们都会从中得到情、理、美的升华。我从来就不想丑化或美化什么人，因为这决不是属于作家范畴的任务。我也不想对历史作什么这样那样的评论，这也不是作家的职责。我认为，作家只有真实的再现历史和把真实告诉人们或读者。其余的让给专门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们来做。这里只有真实的人生和斗争，而没有空洞的说教和灌输。这就是我的所有这类书的特点。当无数的骗子和伪君子们强奸历史、愚弃人们多少年后，我们把它公布出来，再现出来，究竟有什么不好和不利因素呢？聪明的读者和所有看了此书的人们是会得出自己的结论的。作家，永远面对着的是一个广阔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也永远面对着一个神秘的或深邃的内心世界：正是这两个世界的冲撞，产生了一系列的不朽的文学作品。但是，我从来不敢奢望自己的作品会有这样的待遇。聪明的政治家从来不干预作家手中的笔，他们相信历史的公正和无私。无论对他们的贬和褒，都是历史的一部分，自己走过的路程的一部分。既没有必要删除也没有必要喝斥，因为那都是你自己的影子。只有愚蠢的政治家才精心的编造他们的故事而指定作家必须这样写而不准那样写，结果会成为他们自己的历史而被人评说。对他们感兴趣的人会作出一切他们认为正确的说法的。作为政治家，张春桥已经走完了他的道路。这条道路属于历史了，也就是说，人们有权对他的道路加以各种评说了。这里既不存在侵权，也不存在诽谤，而只是给人留下了这样或那样的思考。这种思考同样属于另外的人们，而绝对不会属于张春桥或类似他那样的人物。与史同存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痛苦；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耻辱。只有在这两者中不断地生活和选择，一个人的生命才会放出永恒的火花。不要回顾失去的机遇，那是属于别人的东西；应该永远面对着未来，那里必定有属于你的一份。鲜血不一定珍贵，泪水也不一定可惜。有时废墟更会对人们有所启发，往往失败才是最为辉煌的记载。当我写着这本书的时候，总感到有许多的话永远也写不完师东兵一九九六年六月廿二日晚上七点半于书房好友 邮件 短信 回复 革命红旗永不倒 ★★★ 经验：452 注册：2007年1月20日 回： 主 帖 文章ID:228517 2007-2-3 19:32:00 2 楼 第一章 铁窗 对张春桥来说并不突然　　对张春桥来说，他永远忘记不了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上的那个所谓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实际上是一个诱捕他的骗局。就在他准时来到中南海怀仁堂的时候，等候他的是早已布置好的抓他的警卫，还有组织这次行动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叶剑英，还有那个跟随毛泽东几十年、却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真正信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就是这三个人，竟决定了中国自毛泽东逝世以后的整个命运。看起来并不出众的人物，一旦他们拥有了权力，果然能在政治的天平中产生重大的倾斜。这使张春桥相信了那句名言：强和弱从来就不是绝对的，关键要看机遇之神是不是对你青睐。当你失去了机遇之神的时候，惩罚就会紧跟而来。　　在华国锋宣读那张对自己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时，张春桥就紧紧盯着他的眼睛。他看得很仔细，那位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手，在微微抖着，他的厚厚的嘴唇也在索索地哆嗦。话语也不流利，好几个字竟然发错了音。是的，他从骨子里就没有看得起过这个人，料定他将来肯定经不起大的风浪。可是，今天他却干出了这种事情！这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只有叶剑英的眼睛里，对他明显地闪出憎恨的火花。那种火光，他看见过几次。但是，这一次比任何一次都清楚，都感到触目惊心！他和他是老冤家了，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两个人就开始较量上了。他认为，原来这个花花大帅是想依靠林彪来遏制中央文革小组的，但是林彪不上他的当。林彪并没有把他作为自己的基本力量，他宁肯组织黄永胜之类的将军，也不敢使用送上门来的元帅。这也好，使得这位开国的元帅另起炉灶，形成了一个被毛泽东一度称之为“老右集团”。林彪摔死后，毛泽东从平衡权力的需要出发，重新启用了这些“老右”们，没想到，他们并不对毛泽东的大度表示任何的感激，反而要不断地搞“右倾翻案”，终于触恼了奄奄一息的毛泽东，在撤销邓小平的同时，强令叶剑英“因病休息”，把军权交给了陈锡联。现在，他对自己的仇恨的起因，只有他自己能够说得清楚。　　汪东兴没有坐在椅子里，但是一看他那副打手的脸谱，他就断定他在这个政变里起了关键性的组织作用。他曾经秘密派人调查和监视着外面的军队进军的动向。但是没有得到任何这方面的情报。从站在身边的警卫战士和干部来看，全部是中央警卫团的人。这足以说明了此人所起的作用。是的，他曾经在一九七○年八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跟着林彪、陈伯达大骂过自己，但是自己并没有计较过他，批陈整风和批林整风时，毛泽东一再保他，自己也说过他的好话，但是他还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最后和他们终于勾结上了。　　张春桥临出门的时候，再次和汪东兴打了一个照面。那是一张永远也忘记不了的照面。张春桥的脸色苍白，眼睛里充满了仇恨的血丝，他怎么也想象不到他自己认为多年的战友行列里的人会对他下了这样毒手。张春桥自己感觉到他的手在嗦嗦地抖动了两下。但是那显然不是怕。而是出自恨。　　“华国锋同志宣布对你隔离审查的决定，你听清楚了吗？”汪东兴跟着他出来后，重重地问了他一句，张春桥扭过头来，哼了一声：“你们经过政治局讨论和研究了吗？你们这是非法的，是反革命政变！你汪东兴应该知道这样做究竟意味着什么！”　　汪东兴反唇相讥道：“现在说什么也是多余的，你还是回去好好反省你自己的过错吧。”　　张春桥对此已经意识到了，现在说什么话也不顶用了。对他们已经失去了说服的可能。他曾经设想到了在未来的中央全会上会发生的分歧至斗争，那将是一场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而那一切都是通过中央委员们的表决来决定的。只有到了最后揭晓后。自己才会对有些人采取一定的措施。但是，他就是没有想到看起来温顺、忠厚的华国锋和他一直认为对毛泽东忠心耿耿的汪东兴会采取这样的极端手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张春桥曾经让萧木给上海传达他的指示，那个指示里概括了他的担心和思路：　　“阶级斗争形势你们要经常地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另一方面要提高我们的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人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开的，比起那时候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倍，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这个挂帅人物，我们要看准。邓小平不行了，不等于修正主义就没有势力了，他们还要和我们较量。究竟谁胜谁负，还有一个较量的时间。至于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方面不要着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的。”　　还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廿六日，也就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的这天，毛泽东在听取完周恩来和王洪文关于四届人大筹备情况的汇报以后，对他们说：“我现在正考虑这一重大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的大事，那就是列宁为什么说要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打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周恩来、王洪文回到北京后，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汪东兴曾经对张春桥说：“主席认为你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权威，你在理论上可是要多帮助我呀。主席说的这个理论问题多么严重，你可以先讲讲。我的理解是在专政问题上含糊不得，你不对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就要对无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前，资产阶级就专了我们的政。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他们就更加厉害了。”　　张春桥开玩笑地说：“你手里有枪杆子，中央的警卫大权在你手里。资产阶级要专我们的政时，你手里的枪杆子干什么？就要和他们干呀。汪主任啊，我说这话也可能不是多余的，说不定真要有这么一天。林彪当初就要这样搞，只不过没有搞成。他说搞成不等于别人就再也不想搞了。所以，你要有这个准备，就是不等敌人动手，我们就要动手。”　　现在，这句话成了一个绝妙的讽刺！　　是的，当时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张春桥思考了好久。在他们俩整理的那个谈话记录上，他选了四段，画了好多的红道道，以便加深理解。这四段话是：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时每刻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张春桥和姚文元反复讨论和理解毛泽东这些指示后，张春桥说：“主席在这个时候讲这些话，不同寻常呀。主席认为我们现在的制度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很大胆的。说明主席已经把问题研究透彻了。从林彪的政变纲领来看，他们的活动和对我们的攻击是有政治和经济的基础的。如果不从这个问题上研究和讨论．我们将无法认识许多的现象和问题，我们要分一下工，我写上层建筑，你就论述林彪的社会基础。”　　他们经过几天的翻阅马列著作，选出了三十多条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张春桥认为最重要的是以下三条：　　一条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话，毛泽东经常在他的讲话中加以引用，即：“在资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张春桥说：“这就很深刻地讲清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性要性和它的历史任务。我们现在好多的同志并不一定了解这一点，把这个任务看得简单了。”姚文元说：“有些人根本就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特别是在上层领域里的专政。究竟该怎么专政法？如此对党内走资派怎么专政？抓起来？还是交给群众？好多问题需要我们研究。”　　所以，张春桥就找出了马克思的第二条，是这位导师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文章里的一段话：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由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产生关系相适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姚文元说：“这些话，别说普通老百姓，就连我们政治局里的绝大多数也未必能理解马克思这些话的真正含义。就像周总理和邓小平也未必同意这些观点。”　　张春桥笑了：“你以为政治局里的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吗？错了，他们绝大多数的人是事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在政治局里也是少数。所以，毛主席才把这样的任务交给了我们俩。”　　第三段话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的论述：“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张春桥对姚文元说：“这就是我们写文章的灵魂。毛主席给我们讲的也很清楚，和我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五日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按劳分配、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中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必须对它们加以限制。现在有的大官们，出入有小轿车，配备有公务员，有特殊供应，这和资本家有什么区别？比资本家要厉害得多！”　　经过一番紧张的研究后，姚文元写出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经过政治局讨论和毛泽东批准后，于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人民日报》全文刊登。　　一个月后，即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也经政治局讨论后，毛泽东批准，在《红旗》杂志第四期上发表，《人民日报》全文刊登。　　张春桥的文章特意强调：“……‘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像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产生着。”他讲解了一番马克思、列宁的论述后，断言：“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站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一年半后，这种危险不是活生生地变成了现实了吗？张春桥这样咬牙切齿地认为。　　汪东兴在逮捕张春桥后的一月后，奉命和张春桥进行了一次谈话。那时的张春桥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风度和气派，他脸上的肌肉松弛下来，高度近视镜后的眼睛无精打采，眼睛里还是布满了血丝。足足有几天没有睡觉似的。但是，当他看到汪东兴进来后，马上强抖了精神。　　“春桥，我是让你来写检查的。”汪东兴对他慢慢地说道，“事到如今，我想你应该清楚了，你的问题传达以后，受到了全党的批判，你只有赶快采取主动，才能争取到党和人民的宽大处理。”　　“你是来劝降我的？是吗？”始终一言不发的张春桥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几个字，“你们这是妄想！除非你们能认识到你们的错误和罪行，否则我和你们再没有什么话可讲，我和你们从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上八点钟起，就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说什么也是多余的。”　　汪东兴问道：“你难道真要抱着花岗石脑袋去见上帝吗？我告诉你。就连王洪文也写了检查，认了罪，你还有什么可硬顶的道理呢？”　　张春桥哼了一声：“我再次告诉你，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毛主席亲自培养起来的马克思主列宁主义者，在你们没有认识到你们的错误之前，我没有什么可向你们谈的。”　　“你难道就没有一点错误吗？”汪东兴大声问道，“你就连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都没有吗？你这个人是从来不知自我批评为何物的。这就是你垮台的教训，我作为你们专案组办公室的主任，我有权力审讯你！”　　“我也有权力拒绝你的任何问题。”张春桥一字一句地说，“你们这是胡闹！是对毛主席事业的背叛！你们没有资格和我谈话！”　　“我们代表党中央和人民，就是要批判你！就是要摸一摸你老虎的屁股！”　　张春桥把身子一转，果真给了他一个屁股。　　汪东兴冷笑道：“我再次提醒你，你这样的态度对你的处理没有任何好处。”　　张春桥双手一背，干脆在房子里散起步来，仿佛压根儿就没有听见汪东兴说什么。后来，就不管汪东兴再说什么，他也不开口了。　　是的，对他将会遭受这种铁窗的生涯，他不是没有考虑过，也作过充分的准备。　　他对他的老婆文静和孩子们经常讲：“我是随时准备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的事业献身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不但我，就是毛主席自己都多次讲，他要准备五个不怕：为不怕杀，不怕坐牢，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销一切职务。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江青就和我讲：‘进了中央文革小组，可就没有退路了。否定了这个机构，我们都去坐牢。到那个时候，天大的事情我一人担，能保存一个就保存一个，我可以和主席离婚，保存我们主席。’话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说：‘你们别想好事，到了那一天，一个人也剩不下，你就是跪在人家面前，人家也是不会要的。投降也不要。社会主义革命，到了一定的时候比战争年代还要残酷。’你们说，我没有这种准备行吗？”　　这些，现在都灵验了。好友 邮件 短信 回复 革命红旗永不倒 ★★★ 经验：452 注册：2007年1月20日 回： 主 帖 文章ID:228518 2007-2-3 19:33:02 3 楼 第二章 全国奋起声讨时他的头脑冷静下来了　　张春桥盯着一张一张声讨和批判自己的报纸，异常冷静。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现在想要把这些倒回去是完全不可能了。劝阻华国锋和汪东兴回头是岸，也很不现实。自己已经落入罗网，完完全全是那么一种龙困沙滩、飞鸟囚笼的味道。　　“张春桥，你别抱任何的幻想了。”专案组派来的人以华国锋的代表自居，他似乎很有把握地说：“现在对你只有是从严处理，还是从宽处理的选择，而没有其它任何可以复辟的可能了。就是你们统治了十几年的上海，现在也已经完全回到了人民的手里。你们的同伙全部落网，你们已经陷入了人民群众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了。如果你能揭发江青，和她划清界限，把你们的非法活动交待出来，华主席还可以考虑给你一个机会。”　　张春桥坐在属于他的椅子里，纹丝儿不动。是的，他所期待着的上海肯定会有行动，从报纸上的动态来看，战友们的抗争肯定也失败了。但是他固执地认为，造反派们反复辟的斗争即使失败，也不过是斗争的延迟而已。他就不相信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这些革命派会容忍这种反革命的右派统治！　　“胡闹，你们简直是胡闹！”张春桥连声说了几句，不再答理专案组的人们。　　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一段时间没出现的华国锋亮相了。华国锋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他的脑袋由原来的小平头变成了毛泽东似的背头，看样子是故意蓄了一段时间头发。张春桥将刊登他照片的报纸狠狠地摔在地上，骂了一句：“这个无耻的叛徒！”　　华国锋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会议上，对多事的一九七六年作了一个极为形象的概括：　　“一九七六年即将过去，一九七七年就要到来了。全国的形势和任务，是同志们所关心的。我想在这里简略地回顾一下一九七六年我们的战斗历程，展望一下一九七七年我们的战斗任务。”华国锋的眼睛长时间地扫视了一下会场上的人们的反应，继续说：“一九七六年，在我党的历史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经受严峻考验的一年，是我们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这一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了激烈的大搏斗，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使我国避免了一次大倒退、大分裂，使我们能够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导的航向，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推向前前进。一九七六年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四人帮’的这场历史性大决战，是在毛主席逝世，我们党面临巨大的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具有特殊的严重性……”　　张春桥在刊登这个讲话的报纸上写下了这样的话：“历史记住了这个日子，是毛主席的革命红旗将要倒下的开始。他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都不提了，我看用不了多久，他将要把邓小平扶正上台。这样就完成了他反革命右派复辟的最后目的。”　　他还在华国锋的如下讲话上，画上了几条粗黑的杠杠。因为这里没有人给他纸和笔，他除了在报纸上作些特殊的记号以外，再没有其他表示自己意见的方式：　　“这一年，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我党我军和我们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领导我们党和人民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的毛泽东主席，还有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先后逝世。在去年，康生副主席、董必武副委员长逝世。这样短的时间里，有这样多的在人民中享有威望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逝世。确实给我们党中央的领导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尤其是毛主席的逝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无可估量的损失，我们的悲痛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华国锋这样讲道：“这一年，我国又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广大国家里，每年总有局部地区发生自然灾害。但是今年不仅一批地区旱、涝、低温、早霜等灾害相当严重，而且龙陵、唐山、松潘地区发生六级以上的强烈地震。特别是唐山地震，对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的损失，是历史上少有的。党中央迅速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帮助灾区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领导广大群众进行抗震救灾的英勇斗争……”　　张春桥看到这些文字时，眼前浮现出那时的严重局面。他已经预料到那样复杂局势下，不同的人们和不同的政治力量以及不同的政治家们将要有一场不同的考虑和不同的表演。但是，他就是没有想到华国锋会冒天下之大不韪，采取那样的手段！但是，华国锋却使用了一副颠倒黑白的语言来形容那时的情形：　　“就在这时刻，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却丧心病狂，利用党和人民的严重困难，企图实现他们蓄谋已久的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在毛主席逝世以前，他们对抗毛主席、党中央一系列指示，批邓另搞一套，在思想上政治上造成了很大的混乱，经济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毛主席逝世后，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加快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举行了空前猖狂的进攻，妄图一巴掌把党和人民打下去。如果他们竟然一时得逞，那就会造成党和国家的大倒退、大分裂、大内战，他们就会直接投降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依靠侵略者的刺刀维持儿皇帝的宝座。这样就会内乱外患一起来。我们面临着党变修、国变色，资本主义复辟的十分现实的危险。中国的天空一时乌云乱滚。这样的严重局面，建国以来所未有，建党以来所罕见……”　　张春桥激动地在巴掌大的天地里走来走去，思考着华国锋这些他认为是屁话的内容将在全国全世界引起的反应。是的，他佩服这篇讲话的起草者耍弄文学的技巧，再通过这位欺世盗名的他自称为温顺、敦厚的高级政治骗子之口讲出来，就具有极大的煽动性了。　　他特别注意到了华国锋讲话里所说的“批邓另搞一套”的提法．他立刻料定了华国锋一定要为邓小平翻案或者是他在别人的压力下要为他翻案。实际上，在毛泽东生前所搞的重要文章和文件。都向党中央主席作了汇报，得到了他的批准和支持，“另搞一套”从何谈起？华国锋这样说，就是要先造成一个假象，好像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样的斗争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人正是华国锋自己。他对当时的斗争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现在却来了个猪八戒倒打一耙，完全嫁祸于我们这些人，这是什么政治斗争？纯粹是栽赃陷害，在光天化日之下伪造历史。张春桥这样想道。他知道，邓小平之类的人早已就把整倒自己，作为了他们最终实现所谓整顿的目标。现在，这个目的通过华国锋之手实现了。　　张春桥很想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以便将来正本求源。但是，现在怎么能够做到这点呢？他又开始犯愁了。　　毛泽东在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曾经当着华国锋和张春桥等人的面说过：“我又批江青，是因为她的工作方法有问题。但是我同邓小平之间的现在的斗争，是原则问题。江青和你们的工作方法问题，不要大惊小怪，慢慢解决，提高水平。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但是批邓，则必须要抓紧。这是国内最主要的任务。关系到将来。”　　是的，就在一九七五年冬天，全国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对邓小平态度发生重大变化，从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开始批判他。这就使相当多数的人们惶惶然地注视着政局的变化与发展，关心起邓小平的政治命运来……　　其实，事情的发端正是开始于华国锋。　　一九七五年九月底。华国锋两次约张春桥和江青谈话，告密说：“邓小平几次在一些场合散步毛主席的日子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医生说他患的是运动精神元病，预计只有一年半的弥留，希望政治局做好应变准备。”他特别强调说：“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极其不满，对刘少奇在几个场合下表现出同情，中央应该对这个现象引起注意。”　　张春桥建议华国锋，把这些情况通过联络员毛远新向毛泽东正式汇个报。于是，华国锋分三次和毛远新进行了谈话。　　为了准确地表达华国锋等人的意见，毛远新起草了一个汇报提纲，和华国锋、张春桥、纪登奎、陈锡联等人作了商量和研究。这个提纲的内容是：　　“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开，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误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要不需要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华国锋当时对毛远新说：“这三点抓得准，击中了当前一些人的要害。小平同志的要害就在这里。”　　毛远新的汇报提纲里还写道：“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这些都必须弄清楚。主席已经对许多的问题作了明确的批示和指示，但是现在主持中央工作的人似乎都想否定。从周恩来一九七二年反极左就有这种矛头，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中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　　华国锋当时也说：“这样就抓住了事情的关键。这样提出问题，非常明了。”　　毛远新的汇报提纲尖锐地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要凶。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他那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根据这些情况，我担心中央会出问题，怕要出现反复。”　　华国锋当着好多人的面赞叹地说：“远新同志的这个意见很重要，很有份量。我们为了在全局上坚持毛主席的既定路线，防范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必须及时地向毛主席汇报这些问题，供他老人家及早决策。我早已看了出来，毛主席支持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是让他更好地发扬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恢复全国的安定团结，把国发经济搞上去。毛主席的希望和小平同志的整顿思想，可是格格不入的，这就要出问题呀。”　　江青听到华国锋的这个态度后，很高兴地对张春桥说：“国锋同志看问题还是很尖锐的，他在重大的关键时刻是会站到我们这一边的。我听主席讲过，这个人办事情，会靠得住的。你看，邓小平就是听到主席得了那么一个怪病，就想另想炉灶，要和主席唱对台戏了。他的暴露是必然的。我从邓小平这里又联想到了《水浒》里的宋江，宋江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号。他心目中的‘天’就是皇帝和朝廷；他所行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就是要帮助宋王朝瓦解和镇压农民起义，以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他口口声声说要‘保国安民’：‘保国’，指的是保卫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安民’，就是自己当奴才，还要别人也跟着他去当奴才。就在梁山‘大举义’那天，宋江乘兴写了一首《满江红》下令乐和单唱：‘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现在，邓小平这个宋大哥，也是迫不及待地要为刘少奇那个王朝的人招魂呢。结果在梁山伯山寨激起了一片的反对声。但这丝毫没有能动摇宋江‘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的反革命决心。他一投降，就马上率领大军打方腊，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他代表的是哪个阶级的意志的愿望，难道还不够清楚吗？”　　华国锋肉麻地说：“江青同志一下子就把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讲透了，到现在为止，我才真正理解了主席评论《水浒》的目的。好，今后在文化上我看江青同志和春桥同志的了。跟着你们绝对不会错。”　　华国锋等人支持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上述看法后，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毛泽东明确地认为：“邓小平的这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看来他是想翻案呢。他要把他的许诺和保证收回去了呢。”他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把他的意见全讲出来。毛远新当即在十月三日召集这些人开会，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特意强调：“主席要小平同志主持会议，起草一个决议，对建国以来的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路线的回潮也作个批判。这是当前的一项任务。”　　邓小平则断定这是毛泽东的身体危机的信号，就顶道：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嘛。你说回潮，我认为值得研究。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昨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的工作方针怎么样，主席还说是对的嘛。怎么又有这样的情况呢？”　　毛远新当即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的指示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你突然问主席一句，主席怎能给你一个准确的回答呢？再说，你给主席转送的清华大学刘冰等人告迟群和小谢的材料，主席当时并没有看。主席看了以后很生气，再次说：‘小平为什么对那些人的告状感兴趣？再不改正，就要出修正主义。’”说完，就从文件包里取出了毛泽东对邓小平转交的刘冰等人信的批示。邓小平沉默了。张春桥一字一句地研究了毛泽东的批示，心里感到非常的舒心解气。是的，自己是主管文化和教育的副总理，清华大学的几个小将一直是自己支持的造反派。邓小平就是想通过整倒迟群和谢静宜来达到最终整垮自己的目的。这个企图，从一开始他就预料到了。现在，毛泽东的几句话点破了主题：“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讨论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和毛泽东对清华大学的批示，展开了对邓小平的批判。　　华国锋在讲话时说得非常清楚：“主席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统一认识，达到团结，你邓小平为什么现在一反常态，要和毛主席唱对台戏，这个问题你邓小平心里最清楚。主席提出由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你邓小平为什么要拒绝？你说你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你说得倒好听，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对你和刘少奇开始的，怎么能说是不清楚呢。能说你主持制定这样的文件不合适呢？你应该清楚-一点，你站出来的时候，是由于你承认了错误。愿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才得到毛主席的支持的。而决不是中国离不了你。这个问题你要有个正确的认识。”　　至于张春桥在发言中对邓小平的批判，比起华国锋来说，调子要轻得多：　　“毛主席对刘冰等人的信的批示，回击了邓小平同志在教育革命上的许多奇谈怪论。为什么毛主席要批示这封信？因为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和十月十三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均、柳一安和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四人，先后通过小平给主席转来两封信，污蔑迟群和小谢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上存在着什么严重问题。说他们狼狈为奸，争权夺利，专横跋扈，在清华大学搞法西斯统治，甚至诬陷迟群在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以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部长，对毛主席和周总理不满，公开攻击中央领导，在群众中造成了甚为恶劣的影响。其实这都是编造的。用主席的话来说：‘他们是打着我的旗号来打击我的力量，和林彪用的手法一模一样。’这封相同的信他们还给吴德和李纳同志也写了，都是要把他们打倒。这些人胃口大得很！这样就挑起了这场斗争。”　　华国锋马上接着说：“我们党从来就有个规矩，这就是决不允许诬陷好人。毛主席最近又强调了这一点。迟群和小谢是好同志，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张春桥又说：“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林均万同志给毛主席也写了一封信，揭露了教育部长周荣鑫在组织上任人唯亲，搞宗派，想把迟群在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打倒，把他从教育战线上赶走。同时肯定了迟群在文化革命中，以自己的实际行为为教育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毛主席对这封信也作了批示：‘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经过调查，断定了刘冰的告状是诬告，这才作了批示。这里我要问邓小平同志，你是怎么做的呢？说穿了，刘冰和周荣鑫的观点都是在你的支持下进行的。你才是教育战线上创造各种奇谈怪论的总根源。”　　政治局会上对邓小平的批判传出来后，清华大学从十一月三日起，展开了所谓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实际上是对邓小平的不点名批判。　　十一月八日，清华大学召开了有一千三百多人的党委扩大会．张春桥责令周荣鑫作检查。十一月十八日，又召开了全校大会，公开批判周荣鑫和刘冰，实际上也把矛头对准了邓小平。于是，清华大学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批判右倾翻案内容的大字报、大标语，张春桥指示全国各地的教育界单位派代表参观。到了十二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了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文章根据张春桥的讲话精神写道：　　“在大好形势下，必须看到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的、复杂的。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这无非是说，教育革命搞过头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邓小平被停止职务后，华国锋主持了全国的全面工作。这年的十一月下旬，由他主持了对党政军干部的打招呼会议，并发表了讲话。直到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都是华国锋在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当然包括了对邓小平的批判。现在，这个篡夺了中共中央大权的所谓主席，竟把一切都推到了我们身上，说我们另搞一套。那么后人难道不需要好好地查一查，究竟是谁在另搞一套呢？这个天大的冤案难道不需要翻吗？张春桥愤然地自语着。　　可是，华国锋在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里，却是如此渲染他的胜利：　　“大家在想：过去有毛主席亲自掌舵，千难万险，我们不怕，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能不能顶得住王张江姚这一帮的猖狂进攻呢？中国的前途将会怎样呢？是光明的中国还是黑暗的中国呢？这种种忧虑和担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回答了问题。经过一九七六年两条路线的尖锐复杂的斗争，特别是一九七六年十月的决定性战斗，我们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军队，广大的党员干部，表现了高度的觉悟和坚强的团结。党中央一声号令，广大群众奋起响应，立即行动，一枪未响，一滴血未流，就解决了问题。全国军民，一片欢腾，形势非常稳定。就以上海来说，‘四人帮’苦心经营多年，自以为统治很稳固了，但是，上海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四人帮’的压迫和欺凌，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早已深恶痛绝，埋藏在心头的愤恨，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其势迅猛异常。上海已成为埋葬‘四人帮’的汪洋大海。毛主席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不会容忍的’，‘四人帮’策划反共右派政变阴谋还没有得手，就迅速覆亡，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　　张春桥狠狠地朝地上跺了一脚：“这个华国锋真是脸皮厚，竟敢公开引用毛主席给江青信里的话！明明这些话都是当年毛主席针对着今天他们这样的事情而讲的话，现在他竟然套到我们头上了，类似这种真假猴王的丑剧到底要演到何时为止。”　　当他看到华国锋得意的夸口：“中国人民满怀胜利豪情地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党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人民胜利了，光明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胜利了！”　　张春桥从心里暗暗地骂道：“小子，你别高兴得太早了，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究竟有什么样的下场！你演的这套把戏，对邓小平来说，则是理所当然，对你来说，就是大逆不道！”好友 邮件 短信 回复 革命红旗永不倒 ★★★ 经验：452 注册：2007年1月20日 回： 主 帖 文章ID:228519 2007-2-3 19:34:06 4 楼 第三章 “写检查？笑话！你们还配让我写检查？”　　人生的乐趣，不仅是在欢笑里陶醉，也是在痛苦中苦熬。没有形形色色的生活冲撞，就不可能纯洁你的灵魂，也不会燃烧你的热情。张春桥早在十几年前和江青一块搞样板戏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话：“作为英雄，如果没有眼泪和生死考验，就会淡如清水。”　　今天，轮到他来品尝一下这个滋味的时候了。　　从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及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先后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篡权阴谋的伟大胜利，香港、澳门各界人士也举行各种庆祝活动时，张春桥就对看守他的战士说：“你们别看他们人多势众，其实都是背后有人操纵，人民并不了解多少情况，一旦人民知道了真实的情况，成为阶下囚的就不是我张春桥了，而是华国锋这个窃国大盗。”　　“你别放毒！”战士指着他吼叫。张春桥望了他一眼，哼了一声：“人民解放军呀，应该听从毛主席的指挥，可是……”他没有再往下说。　　十月十四日，首都一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庆况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除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外的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的领导人。以及在京的党政军其他领导人和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华国锋身穿军装，如同当年毛接见红卫兵那样地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招手，一脸春风得意的笑容，那掩饰不住的神情活活显示了他在政治上的无知。张春桥本来不愿意看电视。但是他被警卫强拉硬拽地到了电视机旁边，目睹了这场他称之为“小人得志就猖狂”的盛大场面。　　张春桥看到了年已八十五岁的郭沫若写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后，把这张报纸放在手里掂了掂，像要秤秤他的份量似的。随后，他把报纸扔到地上，但是他却记住了那首词：“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实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狗屁不通！”张春桥骂了一声，走到了窗前。但是，外面黑黑的，什么也看不见。这时，他想起了一九七三年秋的一天，他和江青前去看望郭沫若时的情形：　　“我要检查，我要彻底地同过去的尊孔反法的观念决裂。”郭沫若一见张春桥，摇晃着他的手连声说，“主席给我写的几首诗全看到了。我都会背了。”说完，还当真背了两首：“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张春桥看到他比较紧张，就说：“郭老，我们这次来就是要告诉你，虽然要批判你过去的错误思想，但是毛主席还指示我们要保你。批和保，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不是为了把你老人家打倒。这点，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好好，毛主席英明伟大呀，我早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宣布过我过去写的那些东西，都应该统统烧掉。我这个观点没有收回。”郭沫若说：“我对毛主席的指示从来是坚决执行和深刻领会的。作为一个文人，我没有多从政治需要来作学问，这是一个缺点。要不是老了，我会和你们一道来搞这场斗争的。”　　江青说：“主席让我们来看看你，一是告诉你一下，中央要批林批孔，这是彻底清除修正主义垃圾的一个重大措施。二是希望你也行动起来，写一点文章，争取尽早和那个反动的孔孟之道划清界限呀。主席希望你能继续革命。这也算是对你的一个重新做人的开始。你的意见怎么样？”　　可以看得出来，郭沫若满脸不悦，但是没有发作，只是说：“我倒是想写点东西，但是力不从心，年纪大了，抓不起笔来了……”　　张春桥对郭沫若从来是看不起的。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就下决心要创建一个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域。但是他崇尚鲁迅而厌恶郭沫若。在他的眼里，这位太阳社的创始人不过是一个革命高潮来时喊口号，革命进人低潮就溜走的投机商而已。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年纪只有十七岁的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藏克家》，其中几句话，就扫了郭沫若一下子：　　“以《烙印》那册诗集而成名的青春诗人臧克家在最近已经算是颇为沉默了，臧克家并没有能够完成时代赋予他的任务。在《烙印》没有结集以前他也的确曾经写过许多不好的诗，所谓不好的诗，便是说他也吟酒弄月过的。假如说他现在正作长篇的史诗，我们也不感到可喜。现阶段，‘天灾人祸’下的我们，对于自身的感受不说，而借古代的事情来写作，这无疑是故意抛开现实去寻求过去，用过去来表现现在。这是百分之百的不正确。郭沫若是一个时期这样作的。他作品里装满了作者的热情，借古代的屈原、聂莹等来表现他的思想。表现是表现了，却并不能人人那么感动。对于克家我们也是这般想。我们只希望克家对于自己看重些。”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陈伯达曾经把张春桥三十年代里写的一些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了以后对他说：“张春桥的文章写得有骨气，有思想，并没有多少不当之处。他对郭沫若的评价很客观，没有丝毫的人身攻击，是从学术出发的。当时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有如此的见解，就不容易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张春桥在和毛泽东谈话时说：“我对郭老的许多观点不赞成，有人一直要批判郭老，我都把他们的文章压住了。你看可以吗？”毛泽东说：“现在不是批判他的时候，他在学术上错误，政治上还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我不想在政治上过多的使用他。他长期以来信奉的是孔夫子那一套。将来也是站不住的。”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张春桥在上海研究革命大批判的会议上，在讲到一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孔家店的反动》的文章时说：“孔夫子肯定是要批的，而且要彻底地批，不能只是开一两枪就算完了。郭老是尊孔的，他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时代的一种代表，我们同他的交锋是不可避免的，他的书迟早是要批的。但现在不是时候，毛主席已经讲过，对他要讲究方法，他在中国有一定的代表性，不能乱批。范文澜老先生的《中国通史》也是尊孔的。你们可以按顺序写下去，在碰到他们的时候也不要回避，实事求是给他们一定的评价就行了。”　　林彪事件发生以后，张春桥思考了很久，对毛泽东说：“现在，通过林彪的暴露，特别是他那个‘五七一’政变纲领的传达，那些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人一定会和林彪们产生共鸣。以我看，肯定还是否定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若干政治集团斗争的焦点。据说，郭老认为林彪集团的灭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使我们党的许多理论和方针宣告了破产。他的说法和理论都是错误的。但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我主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他们的理论核心都是尊孔的。”　　毛泽东说：“郭老的观点好多是错误的，有很大的代表性。但是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势力，你们不要大惊小怪。但是，他的观点可以被一些大人物所利用。就像孔夫子被人利用一样。我们可以再从理论的深度查一查。”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和王洪文时，讲了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话，实际上成了张春桥后来许多讲话和理论的根据。　　“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的。尊孔反法，国民党也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析，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秦始皇在历史上有功劳，要作全面的分析。现在不读历史了，造反派没有历史的经验怎么能革命？”毛泽东在作了许多历史的解释后，话锋转到了现实的政治斗争上来了。“你们注意我们的对外宣传吗？现在好多的提法变了。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看是有什么人认为自己可以了，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想走走别人走过的路了。”　　这句话，引得王洪文瞪大了眼睛，但是张春桥却非常沉着，显得十分老练。　　毛泽东继续说：“我经常吹什么国际形势是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是从根本上来讲的，说明了世界革命的可能和必然。但是现在有人忽然来了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是否要和我唱对台戏？我看多少有那么一点。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他们是只看表面，不看实质。搞修正主义的人总是要从国内开始，从上层开始，从我们执政党内开始。这是我的话，后来被林彪引用，大家以为是他的话，其实发明权在我这里。现在危险的苗头归纳起来，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我现在给你们说一下，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张春桥马上接着说：“主席，我已经清楚了。你老人家可以放心，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上海在人民的手里，修正主义就别想得逞。”　　“所以，我今天要和你们说这些话。”毛泽东说：“从来，我就说我对上海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为什么让你和文元一直在上海任职务，就是不愿把上海轻易地让出去。打起仗来，上海是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的。”　　当时。张春桥激动地流出了眼泪。　　现在，郭沫若写诗词来表达他对自己的仇恨，完全说明了他对当时的形势是采取两面三刀的态度的。张春桥想，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完全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到了这种时候，谁是什么人，谁是什么脸谱，统统都显露出来了。　　就在这时．中央专案组的人接二连三地前来提审张春桥，张春桥一概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措施。不管提审的人说什么，张春桥除瞪他们一眼外，根本拒绝回答。　　这天，张春桥又被带到了离他关押地很近的一间小房间里。　　他一抬头，楞了一下，原来对面站着一个人，是纪登奎。他对纪登奎过去并没有什么恶感，纪登奎从来都是积极地支持他的。但是，张春桥没有想到他会来提审自己。　　张春桥不能不说话了：“你也参与了他们的行动？”　　“把你抓起来以后，我才知道的。”纪登奎坦然地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得服从党的纪律。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失去了选择的余地。春桥，我希望你现实一点。”　　“你是劝降？还是审？”张春桥的眼睛里射出令人恐怖的寒光。　　“我先不说什么，你先看看这个，你总要对事实说点话呀。”纪登奎把一份材料递给了张春桥，接着说：“这东西，你最有发言权，你可以说明一下嘛。”　　张春桥接过来，看得仔细：　　张春桥，山东省巨野县人，一九一七年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其父张开益是长期为国民党、日寇效劳的反动官僚、汉奸。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充当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一九三三年春，国民党复兴社在济南建立反法西斯组织华蒂社，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一九三五年五月，张春桥到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一九三七年九月，张春桥返回济南，在山东省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指令下，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一九三八年一月混入延安。张春桥隐瞒了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隐瞒了他的地主家庭出身和他父亲的反动历史，于一九三八年八月混入党内……”　　张春桥看完材料，慢慢地扔到地上，嘴角露出一丝笑意，问纪登奎：“林彪整理我的那些材料你都看过吗？和这些差不了多少。起初，他们说我是叛徒，我从来就没有被捕过，叛徒从何谈起？把我抓起来以后，找一些有问题的人写一些颠倒是非、造谣污蔑的东西，毫不奇怪，也费不了多少的力气。这些东西，还需要我解释吗？不，我根本没有必要解释。你纪登奎应该是什么情况都明白。”　　“我这次来，华主席让我转告你，只要你肯合作，向党中央开始写检查，其余的问题一切都好说。我们党的政策从来都提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这个你应该懂得的。”　　“检查？华国锋还配我给他们写检查？简直是笑话！”张春桥指了指桌子上的一张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报纸，上面刊登有两报一刊的社论《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说：“你看看你们说的是什么，‘粉碎这个反党集团，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党心大快，军心大快，民心大快。’你们想过没有？你们这样宣传，究竟把毛主席置于何种地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置于何种地位？把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置于何种地位？这样的语言完全是邓小平的语言！反革命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配我写检查？简直是妄想！本来我是不想和你们再说什么的。但是，是你纪登奎来了，我免不了要和你说几句。你别再受他的欺骗了。事情不会像你所说的那么简单的。”　　“但是你还应该相信，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毛主席这面旗帜，不管是谁掌了权，也是要高举的。”纪登奎说：“你看。华主席在第二次学大寨会议的讲话里说的很清楚：‘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在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大的路线斗争。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是一伙极右派，他们的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他们右就右在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上，他们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把自己打扮成‘左派’、‘革命派’，而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政军各级革命干部当做他们的‘革命’对象，这就从根本上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这些话，我承认都是空的，但是你能不能从这一点做点检查，好让华主席对你们作出宽大的表示呢？这样大家都好执行毛主席的路线，不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阴谋得逞。我想你还是好好地考虑一下，从当前的大局和现实出发来考虑。”　　“不！大大的不一定！”张春桥说：“像华国锋这样的人到了一定的时候，除了造谣和胡说八道，他还能把历史的真像说清楚吗？他敢吗？所以，到了最后，他非把毛主席的这面旗帜丢了不可。我真是没有想到，毛主席这面伟大的红旗就要毁在这个王八旦手里了。你回去告诉他，我张春桥拒绝回答一切问题，让他们看着办吧。我早就说过：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你们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我已经失去了一切说话的权力和自由。你们也不敢给我另外说话和写东西的自由。”　　“这么说，你是连一个字的检查也不写吗？”　　“无错可检查，应该检查的是他华国锋，违背组织原则，违背党的纪律，采取反革命的突然袭击。名曰毛主席的接班人和什么好学生，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抓了主席的夫人、侄儿、女儿，几乎把主席的所有亲属统统一网打尽，他还有什么高举和继承，无耻至极！”说到这里，张春桥站了起来，背着手走到墙角。等他再回过头来的时候，纪登奎早已离开了。　　桌子上留下了一份文件，还是那篇华国锋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名曰学大寨，其实文不对题，讲的全是所谓四人帮的罪状，张春桥称是“东拉西扯，完全不能自圆其说”的杰作。　　一阵风吹了进来，那篇文章掉到了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