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发生在江城的“一·二四事件”

四十年前发生在江城的“一·二四事件”
钟逸http://www.60nd.net/Article_Show.asp?ArticleID=393以下发表的是1969年1月24日凌晨张贴在六渡桥中南旅社对面星火文具商店外墙壁上的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六一七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以下简称“一二四大字报”，命名权属当局），署名“武汉新一中”。这篇文字能够保存到今天，首先得益于武汉警备司令部在当年1月24日天亮不久，在撕毁大字报前拍了照。武汉一中工宣队大概是据照片抄录下来的，抄录时间是 1969年1月26日。1971年上半年清查五一六、北决扬时，一位与此相关的同学所在单位专案组又从一中工宣队处抄录，“武汉市第一中革命委员会”还在抄件上盖了公章，以作为该同学是五一六分子的外调证明材料。1968年底到1969年初，武汉的当权派利用清理阶级队伍整造反派，工人造反派人心惶惶。1969 年1月23日晚，一中几个同学聚餐话别，第二天一早他们将各奔东西：余德亨就要回到黄梅插队所在地，他是被工宣队弄回来交待问题的；杜佚名要去湖北长石矿；李森林六二四在武汉水运工程学院被百万雄师抓住打成重伤，一直在家养伤；一中同学方文彪的弟弟方文勇要去黄梅投奔哥哥上山下乡。吃饭时，不知谁说起，悬挂在三民路老德华酒楼门前电线杆上的六一七纪念牌被警司取了下来，那是一块蓝底白字的搪瓷牌，上书“六一七死难烈士永垂不朽！武汉钢工总敬立”。在座的人无不气愤，当晚大家来到一中，撬下一块课桌面板，李森林拿回家，请做木匠的父亲刨光刷上白漆，拿回学校。杜佚名字写得好，蘸着红油漆用隶书写上“六一七死难烈士永垂不朽！武汉新一中敬立”字样。同时，余德亨手执毛笔直接在纸上写下这张题为《六一七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标牌白底红字，比原来的搪瓷牌大。当日晚，大家来到德华酒楼旁，方文勇爬上原来那根电线杆，用四寸长的铁钉将木牌钉上。这时，电线杆四周围满了下中班的工人，有人说：“伢们，莫搞了，会被抓进去的！”方文勇一边挥动斧头，一边开玩笑：“关到沙洋（劳改农场）还比黄梅近些！”钉好标牌，贴完大字报，已是１月24日凌晨。这天清早，参与此事的人大多离开了武汉。天亮不久，武汉警司派人拍照片，捣毁标牌，撕下大字报，并要求武汉一中工宣队追查此事，听说曾思玉、刘丰扬言要抓人。此事被定为“一二四事件”，校内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声势浩大的揪黑手、批判、消毒活动，因伤病未下黄梅的几个同学被办学习班，写大字报时在场的唐镜清老师被认定为黑手而进行批斗、审查。1969年春节前夕，余德亨被办了几天学习班，江汉区支左办公室龚主任亲自出马，两个目的：一是认罪，二是交出幕后黑手。本来就没有黑手，哪里交得出来？只好不了了之。直到1971年初“一打三反”、清五一六和北决扬，其间再没有对我们提过此事，只是听说1969年中央下达“五二七”指示否定“反复旧”后，武汉一中工宣队将“一二四事件”定性为武汉反复旧运动的一颗黑色信号弹。我们在乡下种田，和武汉一中已无关系，工宣队也奈何不了我们，听说后不过一笑，还开玩笑说：信号弹是黑色的，怎么看得见？不料1971年的春节还没过完，武汉一中专案组的黎光第老师和工宣队田师傅来到黄梅，到处找同学办学习班，挖材料，“一二四事件”是重点之一。黎、黄两位对余德亨说：一二四大字报问题十分严重。现在全国都在开展一打三反，抓五一六，是林副主席和周总理亲自主持。武汉要结合抓北决扬。不限于填了表的五一六、北决扬，各单位有一个抓一个，有两个抓两个，一个没有也要把大事搞清楚。军区和市文教局都派了人来搞一二四事件。我们分析，一二四大字报以你的水平是写不出来的，概括了全社会，也概括了学校，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一些内部精神，你也是不可能知道的。这张大字报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定你的性是可能定的，我们觉得你是小将，要尽力挽救，但是宽大是有限度的。按照学习班的套路，他们还长时间地说了诸如“前途”、“招工”、“成家”、“父母弟妹”、“后代”之类的话。余德亨写了一份“一二四有关情况”，他们说，不能说明问题，与我们掌握的材料大有出入。话说明白，你的后台就是唐镜清，唐镜清后面还有人。折腾了好几天，又不了了之。同年3月底，又来了，这次阵容更加庞大，有武汉一中军宣队张指挥长、军代表张某，工宣队田师傅、兰师傅，武汉一中教师雷锦章、杨俊杰。学习班涉及面更广，不过雷锦章宣布：一二四大字报的来龙去脉已经弄清楚了。他们弄清楚了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好在不再追幕后黑手了。1976年天地翻复，我们在劫难逃。一二四事件当然会再次翻出来，不过比起我们其他“罪行”，已算不得什么了。六一七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伟大的、雄伟壮丽的“六一七”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怀念这一天。这一天，是武汉两条路线、两个阶级斗争激烈的一天，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全国反击“二月逆流”斗争的缩影。这一天，无数革命造反派工人、革命小将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他们挺身而出、流血牺牲，表现了武汉革命造反派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高尚品质，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也就是在这一天，反革命政治集团“百万雄师”最疯狂，杀人最多，表演得最充分，终于在一个月以后，结束了自己短得可怜的、臭不可闻的政治生命。现在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总之，那些反革命二月逆流中的黑干将们，总是想把武汉一九六七年二月到七月的历史颠倒过来，有些马大哈、糊涂虫也跟在他们屁股后面，用什么“武斗”、“派性”一类抽象的字眼来解释“六一七”，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在我党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上，毛主席每一个战略部署的实行，都要经过反复的斗争，实行了以后也还会有斗争，这种教训多得很，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种事实不是有目共睹的吗？可是在一九六七年的二月，还有谭震林一伙要否定“延安整风”，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啊！所以，我们就是要永远纪念“六一七”，“经常讲、反复讲”，通过“六一七”表现出来的我们革命造反派执行的正确路线和反击“二月逆流”的正确观点。我们纪念“六一七”，就是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士，就是批判那个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反对“十六条”、反对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的二月逆流，就是不准任何人为二月逆流翻案。那么，那些反对纪念“六一七”人，那些拼命想把“六一七”从人们心里抹去的人，他们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打倒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我们要永远高呼！绝不能放弃！百万雄师的坏头头们、干将们！你们现在得意什么呢？你们死保的刘少奇、王任重、陈再道一个个地垮台了！你们为之推波助澜的二月逆流破产了！那个“大、好、纯”的百万雄师也落了个千世骂名，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你们屠杀了多少优秀的革命工人、革命小将！你们胆大包天，捏造了多少毛主席和毛主席司令部的指示！你们在陈大麻子的指使下制造了直接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七二○”反革命政治事件，这些帐难道能够不算吗？清理阶级队伍少得了你们吗？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我们要重振军威，勇敢地投身到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去，把自己队伍中的坏人毫不手软地揪出来，同时也要和百万雄师坏头头们一笔笔地算账，在将来的“整党”运动中，把这些废料一块块地清除出去！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文化革命灿烂辉煌。胜利属于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列的革命造反派！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武汉新一中 一九六九年元月二十三日注：供批判用，严禁转抄，严禁外传，用后收回，不得遗失。武汉一中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转抄一·二四大字报原稿一九六九年元月二十六日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武汉市第一中革命委员会”盖章）上一篇文章： 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内情：陈云建议其"让贤" 下一篇文章： 纽约举行重新认识中国文革历史作用研讨会 【发表评论】【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网友评论：（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游客『夙愿』于2009-1-14 13:21:02发表评论：评分：3分 前一跟帖中的 "几年来，钟逸花费了大量经历，用几乎全部的业余时间整理文革回忆录。”中，钟逸花费了大量“经历”二字错了，应是“精力”。游客『夙愿』于2009-1-14 11:21:56发表评论：评分：3分 《六十年代》点击率最高的是文革资料、文革研究、口述历史栏目，说明它的读者群对文革保留着不死的记忆。抛开理想信念不谈（因为有人不理解甚至嘲笑之）起码，他们中很多人的命运是因文革而改变的，为不公平的命运抗争总是他应有的权利吧？钟逸、金水桥畔，李乾、谢保安、杜良怀、李乾、龚复建、曹承义、吴炎金、老田……等等等等的人，参与了这一抢救历史资料的工作。记得尤勇在一篇文章中说过： “如今“时间就是金钱”叫得震天价响，他（们）得到的金钱回报却是负数。这不奇怪，文革研究者里从来不缺乏拼命硬干、埋头苦干的人。这是对所有这些人的褒扬。几年来，钟逸花费了大量经历，用几乎全部的业余时间整理文革回忆录。前两天，砂砾也将樵余介绍《重庆文革亲历者积极撰写回忆录》的文章转载于《六十年代》，也是希望更多亲历者参与撰写吧。我想，如果原来保守派组织中的知情者和群众斗群众的幕后指挥者们中也有人站出来还原历史，那对于文革的研究该是多大的幸事。侵华日军中尚有人以赎罪的心理勇敢地站出来揭示侵华大屠杀的真像，我不相信，我的同胞中会没有这样的人。还是尤勇说得好“关于文革的宏大叙事，我们心向往之，但我们学力不够，资料不足，需待以时日。我们眼下能做的，就是告诉世人我们自己所经历的文革，我们为什么参加文革；尽可能详实地收集我们可能收集到的资料。只要不死，便慢慢做下去。”六十年代网友『红山石』于2009-1-12 20:25:26发表评论：评分：3分 “吃饭时，不知谁说起，悬挂在三民路老德华酒楼门前电线杆上的六一七纪念牌被警司取了下来，那是一块蓝底白字的搪瓷牌，上书“六一七死难烈士永垂不朽！武汉钢工总敬立”。在座的人无不气愤，当晚大家来到一中，撬下一块课桌面板，李森林拿回家，请做木匠的父亲刨光刷上白漆，拿回学校。杜佚名字写得好，蘸着红油漆用隶书写上“六一七死难烈士永垂不朽！武汉新一中敬立”字样。同时，余德亨手执毛笔直接在纸上写下这张题为《六一七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标牌白底红字，比原来的搪瓷牌大。”好！反他娘的！游客『piu_piu』于2009-1-10 13:48:47发表评论：评分：3分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___鲁迅而已集题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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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动荡前夜
转载自 中国黑鲨 转载于2009年01月29日 21:22 阅读(118) 评论(3) 分类： ZHL 举报


金融危机激起了世界民族主义大潮，美国总统奥巴马充满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杰夫针对美国转守为攻，法国总统萨克齐捍卫欧盟利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关于解决金融危机要对中国人民负责的坚定态度，都反映了在经济危机的灾难面前，世界各国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正在迅速团结起来，凝聚成为坚强的统一整体，展现出应对威胁的强大内聚力量。可是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动荡和分裂的阴云越来越聚集于华夏上空，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种中国与世界背离发展的历史悲剧有可能再次重演：西方国家团结统一，中国却陷入动荡和分裂。 《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显然并未引起人们太大注意，但是其所发出的政治信号足以惊天动地，该文揭示了陈奎元和徐景安对决背后的重大政治斗争。熟悉共和国历史的人们都知道，共和国历史上所有重大政治事变，都是从这种重大理论对决开始的，无论是文革还是改革都概莫能外。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陈奎元与作为中国改革教核心长老之一的徐景安之间的理论对决（准确讲应该是徐景安对陈奎元的突袭），绝不是两个理论家之间的思想交锋，而是中国政治集团之间弥漫着腥风血雨的重大政治较量。陈奎元关于中国具有两种改革力量的论述，触到了中国改革教的致命死穴，引起了改革教的疯狂反扑，徐景安对陈奎元的批判文章可谓是痛下杀手，刀刀见血，招招致命，完全是要将陈奎元置于死地。为何会有如此深仇大恨？就在于陈奎元代表官方第一次肯定了中国具有两种改革力量：一种改革力量是要把中国带入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另一种改革力量是要把中国变成西方国家的经济殖民地。对两种改革力量的判定，意味着中国也有可能重复普京的改革逻辑——清除打着改革旗号的叛国力量。这个政治信号无疑引起了中国买办集团的高度警觉，于是便爆发了党内两种改革力量的公开对决。这场政治对决的惊心动魄之处，就在于双方并不互相缠斗，而是挺枪跃马直刺对方背后的主帅。陈奎元声称绝不允许打着改革的旗号否定党的基本路线，改变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试图篡夺最高领导权；徐景安则直接把计划经济、公有制以及社会主义等视为邪恶代名词，指责对方反对改革开历史倒车。近些年主持对华关系的美国财长鲍尔森也挥剑杀入战阵，声称“中国改革倒退了。”进而威胁说：“如果中国停止改革，将会对中美关系带来实质性伤害。”最近又严厉警告中国说：“美国金融危机不能成为中国减缓金融改革的借口，我们已经转告美国下届政府，一定要抓紧推动中国改革。”如同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直接插手国共两党斗争一样，现在美国又在直接插手共产党内部两种改革力量的斗争，公开支持中国改革教分裂党和国家的阴谋活动。 其实，从一开始，中国就存在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改革。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另一个是改革教领导的对社会主义全面清算的改革。前一种改革在历届党代会和人代会文件中写得清清楚楚：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人民共同富裕；后一种改革则散见于改革教大大小小头目的讲话和文章里，诸如“打左灯向右转”“目标是天津，谎说去廊坊”等十分晦涩的语言。30年来改革教一直用十分晦涩的语言来掩饰其真实用意，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就是先利用共产党的威望进行抢劫，然后再利用老百姓的怨恨dadao共产党。具体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是通过私有化改革完成对国内财富的抢劫，目前这个目标已基本实现；第二步是通过殖民化改革完成财富的对外转移，并和国际垄断资本、西方金融寡头结成经济联盟，目前这个目标也正在实现；第三步就是通过官权化改革dadao共产党，解体中华民族，把中国变成一个由资本控制的松散联邦，凭借其攫取的巨额财富，实现对中国的百年统治。前两步属于经济体制改革，第三步属于政治体制改革；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消灭公有制，政治体制改革则是要小消mie共产党。 与私有化改革和殖民化改革的顺利进程相比较，推翻或解散共产党的第三步官权化改革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障碍。障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改革教一度出现了群龙无首的组织障碍。前两步改革目标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就是因为有老爷子的统一领导。二是改革教遇到了实现政治目标的力量障碍。要想选择当初对待华国锋的办法，他们没有军队，赵紫阳谈话录中说的很清楚，老爷子之所以能够顺利解决华国锋，就是因为手中有军队；要想选择颜色革命的办法，他们没有群众，私有化改革使他们与中国人民不共戴天，殖民化改革使他们成为民族败类，与人民不共戴天的民族败类是不可能发动颜色革命的。这是中国与苏联东欧及中亚国家的重要不同，这些国家的极端右翼势力都是在推fan共产党以后发财成为富豪的，在推fan共产党之前政治上是干干净净的。而中国的买办集团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进行掠夺的，他们在把共产党搞臭的同时，自己也站到了与人民公开为敌的立场上，不再有可能带领群众去实现推翻共产党的目标。 　　可见，正是私有化和殖民化改革本身堵塞了改革教发动颜色革命的道路。 　　但是，既然改革教已经通过改革拥有了足以控制中国上百年的惊人财富，他们就一定要实现改革的第三步目标：dadao共产党，解体共和国。后来的西山会议，标志着改革教再次找到了自己的政治领袖。于是，如同当年攻击围歼华国锋一样，改革教又开始了对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的逐波攻击：诸如宣布共产党是非法组织的西山会议；否定共产党历史合法性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敌视共产主义和东方文化价值观的普世价值理论等等；精心策划的政治攻击波接连不断。西方FAN华势力更是给予了精妙配合，由美国国会拨款、中央情报局操控的海外fan华网站，把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绝大多数骂得狗血喷头，唯独对改革教赞赏有加。而在此期间，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却没有进行任何反击，包括那位曾经把中央第三代领导人几乎掀翻马下的皇甫平，又在zang独问题上再次挑战中南海，单剑直逼胡锦涛，都没有引起中央丝毫反击。这次陈奎元对另外一种改革力量背叛党的基本路线、企图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的批判，可以说是中南海试图进行反击的一个重要信号。虽然相对于改革教这一庞然大物，陈奎元批判的蝼蚁之力根本难以损害其毫发，但这毕竟是党中央准备反击的信号，陈奎元掌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章又是发表于《人民日报》，其背后的力量足以撼天动地。改革教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他们之所以推出徐景安，是因为虽然改革教控制着中国大部分媒体，但是其成名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已声名狼藉，像徐景安、皇甫平这类后来混迹江湖的改革长老本来就已是凤毛麟角，加上皇甫平已经臭不可闻，也就只能派徐景安这位昏昏老朽拖刀上阵了。值此也可看出改革教的确到了气数已尽的灯枯地步，想当初改革教是何等威风，天下名士，尽收囊中，连总书记委员长也不过是抬轿打幡的差事，没成想数十年后的今天，竟然连一个正经人都找不出来了，拖刀上阵的居然是一位连痰都无力咳出来的昏昏老朽！ 虽然改革教气数已尽，但是其衍生出来的买办集团却声势浩大，陈奎元和徐景安所代表的中国两大政治力量的交锋，反映了在大一统的表面现象掩盖下，中国再次形成了三大政治力量相互对恃的历史格局。一是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代表的国家力量；二是以买办集团汉奸学者代表的卖国力量；三是以泛左翼爱国联盟为代表的民众力量。以买办集团为核心的卖国力量，在经济改革上已经与人民大众形成了不共戴天的极端对立，在政治改革上正在与国家力量形成不共戴天的生死对立。中国买办集团在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把人民剥夺干净，共产党和共和国已经失去了继续利用的价值，现在他们要再用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来消灭中国的国家力量。虽然表面看上去拥有军队和全部专政工具的国家力量十分强大，但是已经与国际垄断资本和国际金融寡头结成牢固联盟的中国买办集团，一是通过媒体控制权成功创造了能够有效抑制国家力量的内外环境，二是通过金融和经济控制权，不断制造着国家力量和民众力量之间的对立，把社会矛盾和环境资源矛盾同时推向极端，把社会矛盾推向极端是用来dadao共产党，把环境资源矛盾推向极端是用来解体共和国，通过把矛盾推向极端的方法可以同时削弱国家和民众这两大力量。到目前为止，中国买办集团的这一战略相当成功，通过不断加剧国家力量和民众力量之间的尖锐对立，使国家力量和民众力量同时处于自顾不暇的奔命状态；把国家力量压缩在应付各种政治危机的狭小范围之内；把民众力量锁定在应付各种生存危机的奔波之中。让国家越来越恐惧民众，让民众越来越仇恨国家。就在国家和民众愈陷愈深的恐惧和仇恨中，渔翁得利的中国买办集团从三大政治力量相互对恃的格局中脱颖而出，把国家和民众这两大力量稳稳踩在了自己脚下，特别是金融和媒体两大领域，已经牢牢控制在买办集团手中。 《央行指定采访经济学家名单》虽然只是一个不气眼的消息，但是社会重大事变往往都是由这类不气眼的小事反映出来的。这个简短消息印证了近两年来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金融和媒体已被买办集团控制。我们这里说的媒体是指真正能够调动舆论的有效媒体。由央行证监会等金融管理机构取代中宣部指定国家媒体采访的对象，并且各大媒体也十分顺从地听命于金融管理机构，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金融买办集团已经具有了抗衡中宣部的强大实力，所以才敢于并能够鸠占鹊巢，向各大媒体发号施令；二是选择此时跨越权限直接控制媒体采访对象，说明他们有着要急于掩盖的重大图谋。金融加媒体两大资源，让中国买办集团占据了21世纪政治斗争的先导地位。与20世纪以前的政治斗争相比较，21世纪政治斗争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依靠军队和组织来解决问题的农业社会的政治斗争形式将逐渐失去传统作用。这就决定了拥有军队和组织的中央集团，将很难有效抗衡拥有金融和媒体的买办集团。军队和组织没有能够拯救苏联和东欧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后来普京解决国内买办集团依靠的也不是军队和组织，而是类似文革红卫兵那样的群众组织。对于现代国家来讲，谁控制了金融和媒体，谁就是现代社会的真正主人。控制了金融就控制了全部社会财富以及这些财富在国内外的调配；控制了媒体就能够主导各种社会力量发展的方向，以及把政治对手妖魔化为社会公敌。 目前这种趋势已十分明显，中国买办集团利用金融和经济的控制权，把人民劳动创造和资源变现的数百万亿财富，联合西方国家共同瓜分掉了；然后再利用媒体把祸水引到共产党的头上。十七大民生路线的夭折就是典型，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要让“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金融买办集团立刻制造股市暴跌，不仅“增加财产性收入”成为泡影，连以往积蓄的数万亿财产也落入了极少数权贵富豪和外资囊中。现在才清楚，摧毁中国股市25多万亿财富，完全是为保障美国的经济安全。年初美国设置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经济防火墙，防止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企业兼并美国实体公司，这就需要中国股市资本灰飞烟灭。更重要的是要防止重演1929年大危机的双重景象：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危机，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苏联飞速发展。要避免在西方国家危机期间中国高速发展，就必须制造中国股灾，把老百姓的财富化为灰烬。九十年代美国之所以成为全世界唯一的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国家，就是依靠持续八年的大牛市实现的。美国最清楚股市对现代经济的作用，所以勾结中国买办集团，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率先制造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国股灾，成功避免了30年代西方大危机期间苏联高速发展的历史在中国重演。并且，由于短短一年时间就毁掉了中国22万亿财富，同时也就成功堵塞了中国向内需经济转型的发展道路，迫使中国继续维持白白为欧美打工的殖民经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制造史所罕见的最大股灾的同时，却通过牺牲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信用，从股市攫取了数万亿财富，在亿万股民的滚滚血泪中登上了财富顶端，顺势把那些替他们吹喇叭抬轿子的汉奸学者美国鹦鹉也托上了名利顶端。平安保险由中国公司变成英国公司的过程中，仅仅一个家族占有的资产就超过了560多亿，相当于当年国家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一半！ 如此惨烈的股灾，如此惊人的豪夺，老百姓不可能没有反映，况且被掠夺者包括大量白领阶层。于是，他们又开动媒体把祸水引向共产党，矛头指向共和国，把所有悲剧的根源都归结为是共产党的一党执政。在通过经济改革占有了社会经济资源之后，又竖起了政治改革的旗号，开始全面掠夺社会政治资源。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是掠夺老百姓，那么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则是dadao共产党。无论今天中国老百姓怎么看待共产党，但是客观的历史结论仍然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仍然是民族崛起和百姓翻身的希望。对比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胜选演说、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捷夫的国情咨文、胡锦涛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就会发现，强烈的国家利益和民生路线是他们的共同特点。而国家利益和民生路线，恰恰是中国改革教和买办集团不共戴天的仇恨目标。如果说改革教只是要改变中国的国家性质，重建少数精英对多数人的历史统治，那么由改革教衍生的买办集团则是要解体中国本身，确保其子孙后代永享攫取的亿万财富。在共产党和老百姓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改革教和买办集团的深刻理解，远远超过了共产党和老百姓各自的理解。他们十分清楚，共产党、共和国和老百姓之间历史形成的血脉关系，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切断的，即使是腐败也无法切断。无论是实现民族独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推动国家强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追求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文化大革命，无一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结果，只要还有共产党在，要想解体共和国，一劳永逸地把老百姓踩在脚下，就是不可能的。虽然腐败能够把共产党和民众分割开来，但是却无法消灭民众对共产主义的向往；腐败只能腐蚀掉共产党的组织，却无法腐蚀掉一代接一代共产党人。所以他们一定要dd共产党，然后再按照美国总统布什的交代：通过立法把共产主义列为头号刑事犯罪。于是，在中国共产党与改革教之间，在中国的国家力量与卖国力量之间，不可调和的政治矛盾愈来愈接近于白热化状态，诸如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互搏杀的刀光剑影，徐景安与陈奎元对决背后的惊心动魄，就是中国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矛盾即将全面爆发的前兆。 就目前中国三种政治力量的基本格局来看，由金融买办和汉奸学者组成的卖国力量占据绝对优势。无论是国家力量还是民众力量，单方面都不是卖国力量的对手。目前陈奎元和徐景安之间不均衡的前哨战，就反映了国家力量的虚弱守势和卖国力量的强烈攻势。徐景安连续三评，痛下杀手，背后是改革教和买办集团强大的炮火支持，全面清算共产党以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甚至把1840年以来所有捍卫民族独立和追求民族解放的斗争统统纳入清算范围：声称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是1840年，从而使八国联军也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声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生产力落后，生产关系也落后，既然共产党领导革命建立的是一种落后生产关系，自然也就失去了历史合法性；声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毛泽东时代，是闭关锁国的封闭半封闭状态，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江泽民时代则不仅仅是到了崩溃边缘，甚至更进一步把银行搞到了事实上的破产状态，所以把中国的银行几毛钱卖给外国人是了不起的伟大壮举；声称数千年东方文明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统统都是垃圾，只有西方发达国家奴役发展中国家的殖民文化才具有普世价值；十七大提出的五有社会被批判为是民粹主义，中国爱国知识分子提出的国家利益被妖魔化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老百姓被压在住房、医疗、教育三座大山之下，每年数百万妇女被逼良为娼，同样数百万老百姓死在医院外面，被歌颂为是社会充满活力和自由的表现。最让人愤怒的是他们居然公开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极端仇恨，就在前几天召开了纪念股票全流通元年庆祝大会。元年是改朝换代的标志，他们把联合外资成功实现了对中国亿万股民的抢劫行为称为是元年，不仅仅反映了他们要据天下为己有的极端狂妄，更反映了他们对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力量的极端蔑视，以及对中国人民的极端仇恨！庆祝大会那山岳般的巨大幕墙，那铺满整个会场的红黄喜色，那声嘶力竭的震天狂笑，那群魔乱舞的热烈轰鸣，虽然让人难以想像到这是在纪念把数千万家庭推入绝境的血腥抢劫活动，但是却让人真切感受到了中国买办集团无与伦比的巨大力量，真切感受到了买办集团的确在开创一个新纪元，一个不仅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甚至连动物界都绝无仅有的魔兽世界。 与中国买办集团的极端疯狂相比较，代表国家力量的陈奎元却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可怜境地，徐景安的连番出招，无一不是指向陈奎元的生死大穴，决意要将陈奎元置于死地，而陈奎元竟无半点招架之力，任凭对方痛下杀手。完全可以断定，如果没有民众力量进行网络援助，陈奎元恐怕熬不过徐景安的九评就会被斩于马下。莫说是一个小小的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甚至连胡锦为首的党中央，照样没有放在改革教和买办集团眼里。党中央提出要建立五有社会，房地产市场立刻掀起排山倒海的涨价狂潮；十七大提出要让老百姓增加财产性收入，股市立刻暴跌70%以上；胡锦涛表示处理金融危机的原则和出发点是要对中国人民负责，中国经济立刻形成了助美救市的殖民化格局。一是中国外汇资产仍然在源源不断地购买美国债券；二是通过出口退税，用中国老百姓的钱去补贴外资，补贴欧美国等发达国家；三是通过企业减税，用老百姓的钱去补贴富人，而与此同时，包括我国台湾在内的全世界都在对穷人减税，补贴穷人；四是发起了震惊世界的“花钱大跃进”运动，以保证权贵的“寻租收入”不因危机而减少。中国改革教和买办集团的强大，不仅在于对金融、媒体以及部分立法权的控制，同时还在于他们上下统一、步调一致，关键时刻教主亲自出马，铁腕摆平各方威胁。而表面强大的国家力量和民众力量却相互分离、相互掣肘，彼此力量抵消，各自处于弱势状态。古今中外的历史特别是昨天中国的历史和今天俄罗斯的历史都证明，一旦国家内部形成与敌对势力相联系的买办集团，无论是国家力量还是民众力量，都无力单独与其抗衡，只有实现国家力量和民众力量相结合，才有希望摆脱买办集团的控制，恢复使国家强大和民族崛起的独立发展道路。 当初普京接管的俄罗斯，买办势力绝不亚于现在的中国，资源广袤富饶的俄罗斯同样被纳入了经济殖民化的发展轨道。就在美欧国家准备通过颜色革命把俄罗斯变成美欧资源基地的危机时刻，普京及时拷贝出了中国文革大民主模式，放手发动群众，组建起俄罗斯红卫兵“纳什”组织，迅速实现了国家力量和民众力量相结合，彻底战胜了俄罗斯买办集团，十分干净地清除掉了国内的西方势力，成功走上了俄罗斯民族复兴的发展道路。在世界政治法庭上，俄罗斯由被告变成了原告，美国等西方国家则由原告变成了被告。比较一下俄美两国总统的讲话就会看出，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对待俄罗斯就像对待今天中国一样，总是这也不好那也不对，一切都需要按照美国要求进行根本改革；现在则恰好相反，俄罗斯总统总是喋喋不休地指责美国，甚至在美国大选的喜庆日子里，仍然不停地大肆批判美国，当美国人提醒俄罗斯总统（11月5日）是美国大喜之日时，俄罗斯总统只是随便一句“我忘了今天是美国大选的日子”，仍然连一句贺喜的话都没有。可见，对于转型期的崛起大国来讲，能否清除国内买办势力是国家能否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许多场合反复讲：“当前中国面临的历史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究竟是机遇还是挑战，关键就看能否跨越买办集团这一关；如果能够跨过去就是机遇，中华民族就会从此崛起；如果跨不过去就是挑战，中华民族就会陷入大分裂大动荡，最终分崩离析为许多松散小邦。不可能再有第三种历史选择。中国买办集团会让中国顺利跨过这一关吗？ 《推出平准基金是把孩子喂入狼嘴》，揭示了一个令人极其震惊的事实，就是中国买办集团在榨干了亿万股民的血汗钱之后，又把股市的财富吸管插向了全国13亿人民，也就是说，那些远离股市的一般老百姓也开始要为股市中的权贵富豪和外资买单。所谓平准基金是指用全国老百姓的财政资金去托住股价，避免股市无限制暴跌。这本来是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外常用的托市方法，但在当今中国却成为极少数权贵富豪抢劫国家和老百姓的野蛮手段。我们在许多文章中反复说过：中国股票有三分之一是老百姓高价购买的流通股，平均股价超过15元；有三分之二是权贵富豪和外资手中不足一元钱的非流通股。之所以同一张股票差价如此悬殊，是因为当初政府承诺那三分之二的一元钱股票不进入市场流通，所以才叫非流通股。去年中国证监会宣布所有股票都可以进入市场流通，那些一元钱成本的低价股在20多倍暴利的吸引下，如同决堤洪水般汹涌抛出，平均股价从22多元暴跌到5元多，大批股票跌得只剩下一元多，此时市场仍然有超过1.2万亿股的一元低价股等待变现。虽然中国买办集团对老百姓的抢劫绝无民主和平等可言，但是其内部分配则必须是民主和平等的，既然前面的低价股已经套现，后面的低价股同样具有高价套现的权利。怎么办？于是便要组建海外市场的平准基金，如同中国引进的所有事物都是头脚倒置地颠倒过来一样，平准基金也由维护老百姓利益的工具变成了掠夺老百姓的工具，用老百姓纳税形成的国家财政资金托住股价，让极少数权贵富豪和外资的一元钱股票高价套现。所以叶檀女士才说这是把孩子喂入狼嘴。 叶檀这位自由派人士，都忍不住发出了不要把孩子喂入狼嘴的奋力呼喊，可见中国股市的血腥抢劫已经达到了何等恐怖的程度。由此我们想到了目前震惊世界的“花钱大跃进”运动：50天要突击花掉1千亿，计划投资4万亿。如果这4万亿投资也如同股市一样送入狼嘴，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和自然矛盾，将足以炸毁整个中国。目前大家只是看到这场旷古未有的“花钱大跃进”运动的经济刺激作用，而没有看到其背后的可怕作用。由于西方国家减少消费而导致中国企业破产倒闭的这场危机，给予了中国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和向内需经济转变的历史机会，发展经济本来就是为满足本国人民消费，而不是为满足美国需要，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减少了需要，我们恰好可以用来满足本国人民需要，实现经济转型，让中国人民也能享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可是，让人无论如何也难以想像的是，中国却选择了一种服用兴奋剂的方法，保持现有利益结构不变，经济发展模式不变，舍弃人民消费需求，采用通货膨胀的方式刺激投资需求，继续维持为西方国家提供廉价消费品的殖民经济体制，用4万亿巨额投资强行推动原有经济模式的发展。 中国老百姓再次失望了！中国再次错过了一个跳出陷阱的历史机会！ 况且在现有利益结构中，4万亿投资能有多大部分转化为生产能力，真算起来恐怕连鬼都会嚎啕大哭。苏州市一个副市长单笔受贿就超过8200万，由于没有引起社会巨大反响，仍然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腐败，可是单笔受贿8千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4万亿投资仅够5万个官员受贿一次！也就是说，在中国7百万党政干部中，只要有0.7%的人腐败，4万亿投资就会变成少数官员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海外存款。可见，4万亿投资中有多大部分会投在国内，有多大部分会投在国外，完全取决于腐败官员所占的比例；只有每千名官员中腐败分子不超过7人，4万亿投资中才会有一部分留在国内；如果超过了7人，4万亿投资将同2万亿外汇储备的命运一样，成为挂在我们账上的别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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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的minzhu政体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811/58983.html 作者： 爬爬地地虎虎 2008-11-24 22:03 　 回复此发言 -------------------------------------------------------------------------------- 2 回复：毛时代的minzhu政体. “实事求是地认识文革和改革”，说起来平淡，但做起来可笔卷惊涛。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811/58929.html

毛泽东时代的民主政体

毛泽东时代的民主政体
作者：郭松民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289 更新时间：2008-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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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主流精英的看法，以《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的表述最为典型，他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经济上贫困，政治上专制。”这一句话，等于把整个毛泽东时代一笔勾销了，同时也把自1840年以来几代中国仁人志士的努力奋斗给一笔勾销了。
关于所谓“经济上贫困”，现在已经被证明是一个谎言，因为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成就，可以和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快速工业化时期的成就相媲美。但由于中国工业化的成本，是由本国人民自己来承担的，即“高积累，低消费”，从牙缝里挤钱置家业，所以这种成就没有明显地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化基本完成，外患基本解除之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换言之，无论有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改革开放，1980年代之后，都将是一个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历史时期，这个道理，和还清了房贷之后，就可以用更多的钱来买肉吃，是一样的。
而所谓“政治上专制”的说法，就更是错误的，因为毛泽东留给后人的，其实是一个社会主义民主体制，即“人民民主体制”。中国在政治上走向专制，是在毛泽东逝世数年之后逐渐演变的而成的。
因此，中国的改革决不是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也不是先进行经济改革，后进行政治改革，恰恰相反，中国的改革是先进行政治改革，后进行经济改革。中国在政治上的改革，应该是从1976年10月开始的。正是在政治上的改革基本完成之后，经济上的改革才成为可能。
1、为什么说毛泽东时代是民主的？
看一个政体是不是民主，不能只看形式，而应该看实质，在民主问题上，毛泽东更注重力量对比，更重视实质的民主，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民主。正是在实质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毛泽东时代的体制称为“人民民主体制”。
毛泽东时代，在国家机器内部，实际上存在两个权力中心，两股互相制衡的力量：一个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再一个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造反派-文革派”，“四人帮”其实就是中央的造反派。毛泽东在世，两派获得权力，或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主要靠诉诸于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不在，从逻辑上说，则主要应该靠诉诸于群众的支持。
在文革后期，尤其是“九一三事件”之后，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官僚派掌握国家的实际权力，而“造反派-文革派”则负责维护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看护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官僚派有执政权，但缺乏话语权，处于一种时刻被监督的状态。一位军委副主席送了几个高干子弟走后门上大学，居然会被郑重其事地提到政治局会议上，就是这种监督高度有效的一个表现。
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是工人阶级利益的最大保障，这一点，这经历了下岗运动之后，大家对此都应该深有体会。这是一种制衡的机制，也是一种民主的机制。由于这是一个权力中心监督另一个权力中心，因此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横向的纠错机制”。
需要强调的是，在毛泽东时代的权力体制中，还存在大量的“工农干部”，以陈永贵、吴桂贤等为代表，他们不属于官僚派，与“造反派-文革派”也有距离，他们在实际上扮演了体制内工农利益看护者的角色，我们很难想像，如果体制内始终有这样一些人存在，那些严重损害工农利益的政策，如“下岗分流”等，能够顺利出台。
在体制外，人民群众则享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这种自由并没有任何门槛，民众也不会因为行使这些权利本身而受到法律的追究。在公有制的制度背景下，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的管理者无权解雇员工，群众在行使这些权利时并无失去饭碗的顾虑，因此，这些权利对监督本单位的领导特别有效。这种监督由于是自下而上地进行的，因此可以概括为“纵向的纠错机制”。
必须指出，“造反派-文革派”和官僚派之间的相互制衡，同历史上发生过官僚内部的“党争”是不一样的，因为“造反派-文革派”崛起路径与传统官僚完全不同，其所依赖的合法性也完全不同，因此不能把他们视为官僚的一部分，他们属于体制内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而工农干部则由于实行了“三三制”原则（即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搞调查研究，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原单位劳动），更不能把他们视为官僚的一部分，而只能把他们视为工农在国家机器中的政治代表。
总之，体制内两派或三派相互监督与制衡，实行民主集中制，体制外人民群众可以以“大民主”的方式来监督、参政议政，在这种格局下，再通过不断的吐故纳新，把新鲜血液输送到共产党内部——这难道不是一种民主体制吗？它不仅是民主的，而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特色，只有狭隘地把“三权分立”看作是唯一正确的民主模式的人，才会否认这是一种民主体制。
2、政变中断了毛泽东时代的法统
这种格局，如果假以时日，将完全有可能成长为一种新型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为全世界人民在欧美的民主模式之外，提供一种新的、更好的选择。遗憾的是，这一模式被1976年10月发生的一场政变中断了。
严格说来，这场政变中断了毛泽东时代的法统，开创了以军事暴力解决政治分歧的新法统（这一点在1989年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把其后出现的政治上的专制，归罪于毛泽东，这是不公平的。
毛泽东时代的法统有两个，一个是党内民主，即通过在党的会议上多数解决政治分歧，毛泽东的所有政治决定，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在历次党的会议上得到了多数支持；再一个就是政治运动，直接诉诸于人民群众。
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在毛泽东去世后，如果后人真的“按既定方针办”，不中断毛泽东的法统，继续按这两个“游戏规则”玩下去，结果会如何？
答案只有一个：中国将从此走向民主。因为此后的任何人都不再具有毛泽东那样的权威，因此他要获得权力，都必须靠“多数的支持”。
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国走向专制的进程是这样展开的：
首先，是用暴力清除政治反对派。1976年的“粉碎四人帮”，就直接的主事者而言，主要是出于恐惧，因为他没有信心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取得多数。一个极度恐惧的人，手中哪怕只有一把水果刀，也可能会制造出命案。就事件本身的性质而言，则是因为官僚派不能容忍被“造反派-文革派”严密监督——人只要有可能，就总是不愿意被监督；
其次，是自上而下清理“三种人”，即从中央到地方的“造反派-文革派”。全国涉及数千万人，远远超过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数量，这些人分别被判刑、开除公职和党籍、控制使用等；
在清洗了“造反派-文革派”后，以陈永贵、吴桂贤等为代表的大批工农干部也随即被逐出体制，基本上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此后，真正有能力在制约官僚的力量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官僚派处于不受制衡的状态，可以肆无忌惮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取消了四大自由和罢工自由，民众失去了参与政治的最有效途径，完全被排斥于政治进程之外。
至此，中国政治体制从民主化向专制化的改革基本完成，无论是“横向的纠错机制”还是“纵向的纠错机制”都不复存在，正是在这一起点上，中国开始了以“市场化、私有化”为取向的经济改革，并一路走到了今天。
3、民主应该建立在力量均衡的基础上
当然，在大的格局基本奠定的情况下，还有一些小的调整：
比如，在党内，提出了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无条件保持一致的口号，实际上已经不再允许党员独立思考，党内民主不复存在；
比如，1980年代，在体制外崛起了民运派，但这股力量主要由少数知识精英组成，远不能和当年的造反派相比，无法对官僚派构成有效制衡。而在私有化的问题上，民运派反而和官僚派形成分进合击之势，客观上为官僚侵吞国有资产提供了合法性论证，这体现了右翼反对派的历史局限。
再比如，文革虽然在1980年代初就被“彻底否定”了，但“文革”的灵魂，即人民群众直接关心、参与国家大事，还继续在神州大地上游荡，并成为一场又一场学潮的深层原因，这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民主的表现。所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文革”的历史分期，有这样一个看法：“文革”从来就不是十年，所谓“十年文革”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如果以大规模群众运动为标准，则应该是一个“短的文革”，即“3年文革”；如果以人民群众积极关心、参与国家大事为标准，则应该是一个“长的文革”，即到1989年结束，为时23年。
总之，民主应该建立在力量均衡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空洞的“制度”基础上。毛泽东时代民主之所以夭折，最大的教训也就在这里——由于时间的原因，制衡官僚的“造反派-文革派”及其他力量还来不及成长壮大，和官僚形成“均势”，这使得官僚可以轻易地用暴力将他们清除，并本能地按照最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路径，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 乌有之乡 http://www.wyzxs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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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至上】
这篇文章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微缩景园，通过看这篇文章我们就可以俯瞰毛时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全貌。所以，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每个真诚的社会主义者都应当认真看看，甚至应当推荐到其他国家的马列毛主义政党、派别中间让他们也来看一看，使他们也能更准确地了解进而把握毛时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全貌。
有了这篇文章作为思想武器，右派们再说毛时代不民主，我们就更不怕了，就更好反击了。再不会照先前有些时候那样，似乎在民主这方面，我们有点理亏似的。这篇文章对我们左派而言不是一般的精神武器，而是精神原子核。
对于毛主席给我们留下的这个社会主义民主（主要是体制内的两派制衡机制及体制外的群众性的四大）的政治遗产，我们将来不仅应当坚决继承（在这个问题上不应再有丝毫动摇），还应当使之进一步完善化、制度化，使未来的走资派们无法撼动这个民主制，而只能承认这个“游戏规则”，这样他们若想再通过窃取权力搞资本主义复辟，想故伎重演，就势比登天了。
对于真诚的马列毛主义者来说，这篇文章的发表，无异于一声春雷，石破天惊。也许在国际共运史上也将产生深远影响。这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一举，不仅一下子击中了右派们的要害，使他们在民主问题上扯的一切谎言，都将不攻自破，同时也使作为马列毛主义者的我们自己找到了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史的至高点，并以此作为我们今后继承捍卫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出发点，显然这个出发点既不同于西方不触动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形式民主，也不同于南修、苏修的被歪曲的民主集中制即事实上的集中制，使我们将来在社会主义民主这个问题上能少走许多弯路。
有意思的是，文中谈到的两派，使我很容易地联想到了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个资产阶级政党，所谓的“四人帮”比较像民主党，官僚派颇似共和党。所不同的是，麦凯恩无论如何也不敢想像把奥巴马团队“一举粉碎”，无论奥巴马的主张多么地貌似社会主义政策，麦凯恩派对此多么地深恶痛疾，因为这是违反游戏规则的违规行为，在资产阶级民主制比较完善的美国是行不通的。所以，这么一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当时那帮官僚派们的非民主作风是多么的严重，当然这也反映出毛主席留下的这个民主机制还是有巨大漏洞的，急需要升级，打补丁，不过这个历史任务由于毛主席的去逝，也只能留待后人解决了。
2008-11-24 21:25:02
3分
【老兵SUN】
坚决捍卫毛主席、保护共产党！打死美国鬼子在中国的代言人，坚决把共产党内的腐败分子、走资派清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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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华国锋历史庐山真面目

还华国锋历史庐山真面目
［ 作者：秋石客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7164 文章录入：秋石客 ］
按照历史学家的眼光看问题，公元一九七一年，震惊国内外党内外的当代最富有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历史巨人毛泽东陷入了他一生的最富有难言之隐的失败和痛苦之中。面对复杂的激烈的政治斗争形势，作为伟大的政治家的他被迫选择全面性的战略退却。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实际上大为降低，党内外反文革势力死灰复燃，明里暗里向毛泽东为首的文革派发动了不断的反扑，其中一九七二年的右倾回潮，一九七五年的全面整顿就是代表性事件，以至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在政治 局遭受长达四个多月的围攻，而毛泽东也只好静观其变。
以上种种事件说明毛泽东晚年的政治作为是极其困难的，一九七三年的反右倾回潮，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一九七五年的评水浒 和批投降派，以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运动是文革派对反文革势力的主动出击，其结果都是胜负未分，打了一个平手。
一九七六年，新中国历史进入了关键的一年， 这一年初，毛泽东病危，周恩来病死，党内各派势力摩拳擦掌准备做最后一搏。
当时的中央大致可分左中右三派：一派是江青为首的文革激进左派，一派是以华国锋，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为代表的文革温和派，也可称之为投降派，再一派就是以邓小平叶剑英为领头的反文革右派。
一九七六年，在周恩来病重前后，毛泽东支持文革派主动出击，发动反右倾翻案风运动，试图控制局势，但遭到反文革势力最顽强抵抗。一月八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在如何对待周恩来问题上，左派犯了错误，右派利用得当，打周恩来旗帜对抗毛泽东旗帜，按当时一位高干子弟的话来说，这就是最后的斗争，是他们将来生活在天堂还是人间的最后决战，因此，借机发动四五运动就成了右派的生死一搏。
华国锋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下浮出水面的。华国锋是靠文革青云直上, 跟毛泽东江青很紧, 做一些行政具体工作，很会伪装自己。在谁来继任周恩来总理职位问题上，毛泽东是大费心思的。邓小平来当总理，显然不行，靠不住，他是反文革的，他是要秋后算帐的。张春桥当总理，应该是毛泽东首选，但会激化同反文革势力的矛盾，胜算不大。作为一流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毛泽东，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在两军对阵，力量不分上下的存亡之秋，他把目光投向中间派，争取中间派。经过反复思考，最后决定利用一下表面老实的华国锋，提名为代总理。毛泽东说，华国锋这个人老实，他不会捣鬼。他总是说自己如何如何不行，我偏要选拔一些自己认为自己不行的人挑大梁。华国锋其实最不老实，他对毛泽东的安排心知肚明，在左右两军大决战中并不十分靠近江青为首的文革派，而是拥兵自重（指华为公安部长），静观其变。当天安门事件爆发，矛头指向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采取断然措施，一打一拉，重演了一出楚汉相争汉高祖刘邦的故事。一打，就是决定撤消邓小平党政军职务，令叶剑英闭门养病，一拉，就是假戏真做，任命华国锋为总理，中央第一副主席，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二千多年前，刘邦与项羽逐鹿中原，刘邦屡败屡战，心情极坏。时大将韩信所向无敌，捷报频传，刘邦朝思暮想，盼韩信率大军前来助战，可韩信迟迟不动，却写信给刘邦，要刘邦封他为假齐王，借口是便于统治刚刚占领的齐国。当韩信信使赶至刘邦面前汇报时，刘邦正在吃饭，一听韩信要封王，气不打一处来，破口喷饭大骂，大意是老子正处危机存亡之秋，你不快来帮忙，却要急着要封王做官，岂有此理。话没说完，多亏谋士张良暗中踩他一脚，刘邦脑子转的快，故改口说男子汉要做王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当场决定封韩信为齐王。但事情没那么简单，过一段时间，韩信依然按兵不动。刘邦不解，问计留候张子房，张良认为是没封地缘故。刘邦觉得有理，马上下令封齐国之地给韩信，韩信从此非常感谢刘邦，亲率大军与刘帮合击项羽于垓下，大获全胜，项羽死，刘邦终成汉高祖。后来，吕后借口叛乱罪，诛杀韩信。二千年后华国锋成了半个韩信，江青却比不上吕后，结果是大相径庭。
华国锋当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他做梦也不敢想的。他将计就计，以接班人自居，自欺欺人，一方面向毛泽东江青继续表忠心，例如，他曾对江青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忠于毛主席，忠于江青，听从指挥，借以麻痹毛泽东和江青，另一方面，全力镇压四五事件，借以打压另一个政敌邓小平势力，取得了一箭双雕效果，然后静观其变。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历史巨人毛泽东与世长辞，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斗争达到白热化。反文革势力处在地下状态，密谋东山再起。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方面严密注视邓小平叶剑英一举一动，另一方面积极筹备中央会议，争取大获全胜。而文革温和派华国锋，更是处心积虑，图谋执掌大权。江青一生，对路线和政治问题历来敏感，却犯下对投降派应有的警惕，棋错一招，满盘皆输。
四人帮倒台后，许多人争功，以至于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在云里雾里，什么小平之功了，什么叶帅谋定了，都不是历史真相。不论热月政变正确与否，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主角是华国锋，而不是其他人，这是豪无疑义的。
毛主席死后，华国锋心知肚明，接班人不会是他自己，不是江青就是张春桥。经过反复思考，决定放手一搏，争当接班人。在华国锋看来，江青集团没有军权，政敌很多，只要把为首的干掉，他继续举毛泽东旗帜，当领袖是完全可能的。
为达此目的，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封存毛泽东遗言遗稿，谁都不能看。为什么？因为华国锋在毛泽东在世时，连一次单独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对比之下，江青张春桥他们却是单独见毛主席如同家常便饭。他非常担心毛主席有文字东西不利于他而利于江青等。所以，当张春桥向中央办公厅李鑫索要毛泽东遗稿未成，惊魂不定，决计提前下手。李鑫以为他是首次向华提出采取措施的人，是不自量力的想法，其实华国锋早就在想政变方案了，李鑫只不过是填把火而已。
搞政变要有基本条件，华国锋恰恰具备政变条件。
第一，要有主动权。华国锋是名义上主持中央工作，有召集会议一网打尽之首要条件对此，是他人办不到的。
第二必须有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首脑参加。所以，御林军统领汪东兴，就成了政变关键人物。汪东兴如果倒戈，华国锋等就会成阶下囚。有人会问，汪东兴是毛泽东的卫兵头子，为何不去忠于江青，反而助华国锋呢？答案很简单，汪东兴最害怕江青掌权。江青早就看不上汪东兴，像对待家奴一般呼来唤去，汪东兴内心早就怀恨，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中，汪东兴投靠林彪，被江青抓住不放，要不是毛主席力保，早就成了黄吴李邱一样下场了。江青背后骂他是特务，他完全知道。如果江青当权，没他好日子过。跟华国锋走，前途一片光明。极端自私使他走上不仁不义之不归路。
第三，必须有军队支持。如果军队不支持，你既使政变成功也会翻车。当时军队有四个力量要摆平。一个是中央军委，一个是北京军区，一个是卫戍区，一个是实力派人物叶剑英。华国锋思前想后, 最早单独找的人是吴德。吴德长期担任北京市一把手，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是名符其实的党政军首脑。那么，吴德为什么会支持华国锋，从而反对江青呢？其中奥密可从他自己的回忆录中找出答案。其回忆录中谈到毛泽东秘书张玉风向汪东兴汇报江青私下同她的谈话内容中有一条，说吴德是国民党和苏修特务。因此，吴德很清楚，如果江青当家，他没好果子吃。所以和华国锋一拍即合，共同谋画倒江青的政变。当时军队中另外一个关键人物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他不同意抓江青也不成，是吴德做了吴忠工作，吴忠提出他听中央军委指挥，因此，华国锋亲自出马，找关键人物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陈锡联，陈锡联支持华国锋并亲自给吴忠打招呼，叫他听从吴德指挥。最后，军队中最关键的人还要数叶剑英。他长期担任中央军委领导人，军方影响最大，又是名义上的中央副主席。他和江青长期不合，是死对头之一。华国锋通过李先念做通了叶剑英工作。这样，有了军队支持，华国锋夺权信心大增。
第四，必须有公安系统支持。华国锋担任过公安部长，对公安系统很了解，唯一担心的是公安部副部长何祖康，他令公安部的扬贵使调虎离山计，陪叶祖康出差，远离北京，解决了公安系统可能发生的问题。
第五，必须有合理的借口。为解决这个问题，华国锋一方面断章取义，打着毛泽东要解决四人帮的指示。另一方面，伪造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手迹的真意，造成他是毛泽东指定接班人之假象。华国锋正是利用伪造的合理借口，打着毛主席旗号，做通了许多人的工作。有了上述五个政变条件，华国锋终于完成了十月六日政变计划。
在整个逮捕江青等人的过程中，对先后次序，个人重要作用等社会上说法不一，根据我个人分析，加上一些知情人所述，实际情况应该是这样：
华国锋是主谋，叶剑英是后盾，汪东兴是主办。
参加第一人为华国锋，第二人为吴德，华国锋最早和吴德密谈此事。第三人为李先念，是吴德建议华国锋找李先念谈单独谈话。第一次有第三者参加的会是华国锋，吴德和李先念，李先念提出要有叶帅参加，经同意后由李先念出面先谈，李先念完成了任务，因此叶剑英是第四人。叶剑英提出抓江青等要有汪东兴参加，华国锋答应做工作，因此汪东兴是第五人。至于汪东兴是不是最早策划人，只有华国锋清楚，按理他应排在第二位。第六人是吴忠，由吴德做的工作。第七人是陈锡联，由华国锋亲自促成。具体执行人分别是张耀祠和武振华李鑫等，他们各带一组，张耀词负责抓江青和毛远新，武振华负责抓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整个斩首行动情况大致如此。
抓捕四人帮，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华是主谋，汪是总执行人，叶是高参，以快打慢等战术据说就出自叶剑英。
事后,华国锋等采取软硬兼施办法，迫使中央政治局同意他们的既成事实, 为欺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 做了两项决定, 一是出版毛泽东选集, 另一项是违背毛泽东和江青生前约定死后埋在香山的意愿, 在天安门广场盖毛主席纪念堂。从此，华国锋当了短命的英明领袖。
华国锋掌权后，提出抓纲治国路线，继续批邓反右倾翻案风，试图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但由于他的低能和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未能如愿。为保住自己英明领袖地位，他不断地向反对文革势力让步，不惜牺牲其死党汪东兴，吴德及拥护他的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和吴桂贤等，结果在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面前，一败涂地。一九七八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革派全军覆没。华国锋等宋江一类人物，最终得到了可耻下场，真是不分左中右，人心大快。
对于华国锋这样的污浊小人和他干的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政变大事怎样评判，这是需要认真分析和评判的。
从个人品质上分析，此人乃是人间垃圾无疑。逮捕江青等人和牺牲汪东兴等足以证明他的自私自利，忘恩负义本质。邓小平叶剑英等反对江青，反对毛主席文化革命，是出于政见不同，无可厚非。而华国锋完全是出于见不得人的私利，是可耻的，不可原谅的。就是这么一个人，脸皮比天安门城墙还厚，居然每年还有脸去毛主席纪念堂，是认罪呢？还是继续污辱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只有老天和他自己知道。
对于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左中右有不同的评价。大多数左派认为，华国锋是叛徒，是投降派，他的斩首行动起到了右派办不到的作用。个别左派和中间派认为他是反左倾路线而采取的不适当行为，右派认为是左派内部争权，乐不可支，客观上帮助了右派。
从党纪国法角度上讲，华国锋的行为是最严重的违纪行为，是最严重的刑事犯罪，是中共党史上史无前例的令人发指的丑恶行为，应当受到党纪和国法的严厉制裁。
从政治上讲，华国锋和江青之争也可以说是权力之争，非路线之争。华国锋初衷也可能想继续走毛泽东道路，属于左派右翼。但历史的评判不会由动机决定，而是由后果决定。中国走到如此黑暗的这一步，已不是什么郭沫若的大快人心事，已不是叶剑英的满目青山夕照明，而是广大工人农民群众和大部分有良心的干部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深恶痛绝的这一步。究其始作俑者，不是别人，而是华国锋。华国锋是伪君子，两面派，忘恩负义之徒，是资产阶级政客，投降派，是革命的叛徒。
让历史永远把华国锋钉死在耻辱柱上，以警示后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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