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17日星期五
2008年10月10日星期五
还华国锋历史庐山真面目
还华国锋历史庐山真面目
［ 作者：秋石客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7164 文章录入：秋石客 ］
按照历史学家的眼光看问题，公元一九七一年，震惊国内外党内外的当代最富有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历史巨人毛泽东陷入了他一生的最富有难言之隐的失败和痛苦之中。面对复杂的激烈的政治斗争形势，作为伟大的政治家的他被迫选择全面性的战略退却。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实际上大为降低，党内外反文革势力死灰复燃，明里暗里向毛泽东为首的文革派发动了不断的反扑，其中一九七二年的右倾回潮，一九七五年的全面整顿就是代表性事件，以至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在政治 局遭受长达四个多月的围攻，而毛泽东也只好静观其变。
以上种种事件说明毛泽东晚年的政治作为是极其困难的，一九七三年的反右倾回潮，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一九七五年的评水浒 和批投降派，以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运动是文革派对反文革势力的主动出击，其结果都是胜负未分，打了一个平手。
一九七六年，新中国历史进入了关键的一年， 这一年初，毛泽东病危，周恩来病死，党内各派势力摩拳擦掌准备做最后一搏。
当时的中央大致可分左中右三派：一派是江青为首的文革激进左派，一派是以华国锋，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为代表的文革温和派，也可称之为投降派，再一派就是以邓小平叶剑英为领头的反文革右派。
一九七六年，在周恩来病重前后，毛泽东支持文革派主动出击，发动反右倾翻案风运动，试图控制局势，但遭到反文革势力最顽强抵抗。一月八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在如何对待周恩来问题上，左派犯了错误，右派利用得当，打周恩来旗帜对抗毛泽东旗帜，按当时一位高干子弟的话来说，这就是最后的斗争，是他们将来生活在天堂还是人间的最后决战，因此，借机发动四五运动就成了右派的生死一搏。
华国锋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下浮出水面的。华国锋是靠文革青云直上, 跟毛泽东江青很紧, 做一些行政具体工作，很会伪装自己。在谁来继任周恩来总理职位问题上，毛泽东是大费心思的。邓小平来当总理，显然不行，靠不住，他是反文革的，他是要秋后算帐的。张春桥当总理，应该是毛泽东首选，但会激化同反文革势力的矛盾，胜算不大。作为一流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毛泽东，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在两军对阵，力量不分上下的存亡之秋，他把目光投向中间派，争取中间派。经过反复思考，最后决定利用一下表面老实的华国锋，提名为代总理。毛泽东说，华国锋这个人老实，他不会捣鬼。他总是说自己如何如何不行，我偏要选拔一些自己认为自己不行的人挑大梁。华国锋其实最不老实，他对毛泽东的安排心知肚明，在左右两军大决战中并不十分靠近江青为首的文革派，而是拥兵自重（指华为公安部长），静观其变。当天安门事件爆发，矛头指向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采取断然措施，一打一拉，重演了一出楚汉相争汉高祖刘邦的故事。一打，就是决定撤消邓小平党政军职务，令叶剑英闭门养病，一拉，就是假戏真做，任命华国锋为总理，中央第一副主席，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二千多年前，刘邦与项羽逐鹿中原，刘邦屡败屡战，心情极坏。时大将韩信所向无敌，捷报频传，刘邦朝思暮想，盼韩信率大军前来助战，可韩信迟迟不动，却写信给刘邦，要刘邦封他为假齐王，借口是便于统治刚刚占领的齐国。当韩信信使赶至刘邦面前汇报时，刘邦正在吃饭，一听韩信要封王，气不打一处来，破口喷饭大骂，大意是老子正处危机存亡之秋，你不快来帮忙，却要急着要封王做官，岂有此理。话没说完，多亏谋士张良暗中踩他一脚，刘邦脑子转的快，故改口说男子汉要做王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当场决定封韩信为齐王。但事情没那么简单，过一段时间，韩信依然按兵不动。刘邦不解，问计留候张子房，张良认为是没封地缘故。刘邦觉得有理，马上下令封齐国之地给韩信，韩信从此非常感谢刘邦，亲率大军与刘帮合击项羽于垓下，大获全胜，项羽死，刘邦终成汉高祖。后来，吕后借口叛乱罪，诛杀韩信。二千年后华国锋成了半个韩信，江青却比不上吕后，结果是大相径庭。
华国锋当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他做梦也不敢想的。他将计就计，以接班人自居，自欺欺人，一方面向毛泽东江青继续表忠心，例如，他曾对江青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忠于毛主席，忠于江青，听从指挥，借以麻痹毛泽东和江青，另一方面，全力镇压四五事件，借以打压另一个政敌邓小平势力，取得了一箭双雕效果，然后静观其变。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历史巨人毛泽东与世长辞，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斗争达到白热化。反文革势力处在地下状态，密谋东山再起。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方面严密注视邓小平叶剑英一举一动，另一方面积极筹备中央会议，争取大获全胜。而文革温和派华国锋，更是处心积虑，图谋执掌大权。江青一生，对路线和政治问题历来敏感，却犯下对投降派应有的警惕，棋错一招，满盘皆输。
四人帮倒台后，许多人争功，以至于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在云里雾里，什么小平之功了，什么叶帅谋定了，都不是历史真相。不论热月政变正确与否，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主角是华国锋，而不是其他人，这是豪无疑义的。
毛主席死后，华国锋心知肚明，接班人不会是他自己，不是江青就是张春桥。经过反复思考，决定放手一搏，争当接班人。在华国锋看来，江青集团没有军权，政敌很多，只要把为首的干掉，他继续举毛泽东旗帜，当领袖是完全可能的。
为达此目的，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封存毛泽东遗言遗稿，谁都不能看。为什么？因为华国锋在毛泽东在世时，连一次单独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对比之下，江青张春桥他们却是单独见毛主席如同家常便饭。他非常担心毛主席有文字东西不利于他而利于江青等。所以，当张春桥向中央办公厅李鑫索要毛泽东遗稿未成，惊魂不定，决计提前下手。李鑫以为他是首次向华提出采取措施的人，是不自量力的想法，其实华国锋早就在想政变方案了，李鑫只不过是填把火而已。
搞政变要有基本条件，华国锋恰恰具备政变条件。
第一，要有主动权。华国锋是名义上主持中央工作，有召集会议一网打尽之首要条件对此，是他人办不到的。
第二必须有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首脑参加。所以，御林军统领汪东兴，就成了政变关键人物。汪东兴如果倒戈，华国锋等就会成阶下囚。有人会问，汪东兴是毛泽东的卫兵头子，为何不去忠于江青，反而助华国锋呢？答案很简单，汪东兴最害怕江青掌权。江青早就看不上汪东兴，像对待家奴一般呼来唤去，汪东兴内心早就怀恨，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中，汪东兴投靠林彪，被江青抓住不放，要不是毛主席力保，早就成了黄吴李邱一样下场了。江青背后骂他是特务，他完全知道。如果江青当权，没他好日子过。跟华国锋走，前途一片光明。极端自私使他走上不仁不义之不归路。
第三，必须有军队支持。如果军队不支持，你既使政变成功也会翻车。当时军队有四个力量要摆平。一个是中央军委，一个是北京军区，一个是卫戍区，一个是实力派人物叶剑英。华国锋思前想后, 最早单独找的人是吴德。吴德长期担任北京市一把手，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是名符其实的党政军首脑。那么，吴德为什么会支持华国锋，从而反对江青呢？其中奥密可从他自己的回忆录中找出答案。其回忆录中谈到毛泽东秘书张玉风向汪东兴汇报江青私下同她的谈话内容中有一条，说吴德是国民党和苏修特务。因此，吴德很清楚，如果江青当家，他没好果子吃。所以和华国锋一拍即合，共同谋画倒江青的政变。当时军队中另外一个关键人物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他不同意抓江青也不成，是吴德做了吴忠工作，吴忠提出他听中央军委指挥，因此，华国锋亲自出马，找关键人物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陈锡联，陈锡联支持华国锋并亲自给吴忠打招呼，叫他听从吴德指挥。最后，军队中最关键的人还要数叶剑英。他长期担任中央军委领导人，军方影响最大，又是名义上的中央副主席。他和江青长期不合，是死对头之一。华国锋通过李先念做通了叶剑英工作。这样，有了军队支持，华国锋夺权信心大增。
第四，必须有公安系统支持。华国锋担任过公安部长，对公安系统很了解，唯一担心的是公安部副部长何祖康，他令公安部的扬贵使调虎离山计，陪叶祖康出差，远离北京，解决了公安系统可能发生的问题。
第五，必须有合理的借口。为解决这个问题，华国锋一方面断章取义，打着毛泽东要解决四人帮的指示。另一方面，伪造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手迹的真意，造成他是毛泽东指定接班人之假象。华国锋正是利用伪造的合理借口，打着毛主席旗号，做通了许多人的工作。有了上述五个政变条件，华国锋终于完成了十月六日政变计划。
在整个逮捕江青等人的过程中，对先后次序，个人重要作用等社会上说法不一，根据我个人分析，加上一些知情人所述，实际情况应该是这样：
华国锋是主谋，叶剑英是后盾，汪东兴是主办。
参加第一人为华国锋，第二人为吴德，华国锋最早和吴德密谈此事。第三人为李先念，是吴德建议华国锋找李先念谈单独谈话。第一次有第三者参加的会是华国锋，吴德和李先念，李先念提出要有叶帅参加，经同意后由李先念出面先谈，李先念完成了任务，因此叶剑英是第四人。叶剑英提出抓江青等要有汪东兴参加，华国锋答应做工作，因此汪东兴是第五人。至于汪东兴是不是最早策划人，只有华国锋清楚，按理他应排在第二位。第六人是吴忠，由吴德做的工作。第七人是陈锡联，由华国锋亲自促成。具体执行人分别是张耀祠和武振华李鑫等，他们各带一组，张耀词负责抓江青和毛远新，武振华负责抓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整个斩首行动情况大致如此。
抓捕四人帮，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华是主谋，汪是总执行人，叶是高参，以快打慢等战术据说就出自叶剑英。
事后,华国锋等采取软硬兼施办法，迫使中央政治局同意他们的既成事实, 为欺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 做了两项决定, 一是出版毛泽东选集, 另一项是违背毛泽东和江青生前约定死后埋在香山的意愿, 在天安门广场盖毛主席纪念堂。从此，华国锋当了短命的英明领袖。
华国锋掌权后，提出抓纲治国路线，继续批邓反右倾翻案风，试图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但由于他的低能和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未能如愿。为保住自己英明领袖地位，他不断地向反对文革势力让步，不惜牺牲其死党汪东兴，吴德及拥护他的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和吴桂贤等，结果在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面前，一败涂地。一九七八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革派全军覆没。华国锋等宋江一类人物，最终得到了可耻下场，真是不分左中右，人心大快。
对于华国锋这样的污浊小人和他干的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政变大事怎样评判，这是需要认真分析和评判的。
从个人品质上分析，此人乃是人间垃圾无疑。逮捕江青等人和牺牲汪东兴等足以证明他的自私自利，忘恩负义本质。邓小平叶剑英等反对江青，反对毛主席文化革命，是出于政见不同，无可厚非。而华国锋完全是出于见不得人的私利，是可耻的，不可原谅的。就是这么一个人，脸皮比天安门城墙还厚，居然每年还有脸去毛主席纪念堂，是认罪呢？还是继续污辱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只有老天和他自己知道。
对于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左中右有不同的评价。大多数左派认为，华国锋是叛徒，是投降派，他的斩首行动起到了右派办不到的作用。个别左派和中间派认为他是反左倾路线而采取的不适当行为，右派认为是左派内部争权，乐不可支，客观上帮助了右派。
从党纪国法角度上讲，华国锋的行为是最严重的违纪行为，是最严重的刑事犯罪，是中共党史上史无前例的令人发指的丑恶行为，应当受到党纪和国法的严厉制裁。
从政治上讲，华国锋和江青之争也可以说是权力之争，非路线之争。华国锋初衷也可能想继续走毛泽东道路，属于左派右翼。但历史的评判不会由动机决定，而是由后果决定。中国走到如此黑暗的这一步，已不是什么郭沫若的大快人心事，已不是叶剑英的满目青山夕照明，而是广大工人农民群众和大部分有良心的干部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深恶痛绝的这一步。究其始作俑者，不是别人，而是华国锋。华国锋是伪君子，两面派，忘恩负义之徒，是资产阶级政客，投降派，是革命的叛徒。
让历史永远把华国锋钉死在耻辱柱上，以警示后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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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历史学家的眼光看问题，公元一九七一年，震惊国内外党内外的当代最富有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历史巨人毛泽东陷入了他一生的最富有难言之隐的失败和痛苦之中。面对复杂的激烈的政治斗争形势，作为伟大的政治家的他被迫选择全面性的战略退却。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实际上大为降低，党内外反文革势力死灰复燃，明里暗里向毛泽东为首的文革派发动了不断的反扑，其中一九七二年的右倾回潮，一九七五年的全面整顿就是代表性事件，以至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在政治 局遭受长达四个多月的围攻，而毛泽东也只好静观其变。
以上种种事件说明毛泽东晚年的政治作为是极其困难的，一九七三年的反右倾回潮，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一九七五年的评水浒 和批投降派，以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运动是文革派对反文革势力的主动出击，其结果都是胜负未分，打了一个平手。
一九七六年，新中国历史进入了关键的一年， 这一年初，毛泽东病危，周恩来病死，党内各派势力摩拳擦掌准备做最后一搏。
当时的中央大致可分左中右三派：一派是江青为首的文革激进左派，一派是以华国锋，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为代表的文革温和派，也可称之为投降派，再一派就是以邓小平叶剑英为领头的反文革右派。
一九七六年，在周恩来病重前后，毛泽东支持文革派主动出击，发动反右倾翻案风运动，试图控制局势，但遭到反文革势力最顽强抵抗。一月八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在如何对待周恩来问题上，左派犯了错误，右派利用得当，打周恩来旗帜对抗毛泽东旗帜，按当时一位高干子弟的话来说，这就是最后的斗争，是他们将来生活在天堂还是人间的最后决战，因此，借机发动四五运动就成了右派的生死一搏。
华国锋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下浮出水面的。华国锋是靠文革青云直上, 跟毛泽东江青很紧, 做一些行政具体工作，很会伪装自己。在谁来继任周恩来总理职位问题上，毛泽东是大费心思的。邓小平来当总理，显然不行，靠不住，他是反文革的，他是要秋后算帐的。张春桥当总理，应该是毛泽东首选，但会激化同反文革势力的矛盾，胜算不大。作为一流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毛泽东，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在两军对阵，力量不分上下的存亡之秋，他把目光投向中间派，争取中间派。经过反复思考，最后决定利用一下表面老实的华国锋，提名为代总理。毛泽东说，华国锋这个人老实，他不会捣鬼。他总是说自己如何如何不行，我偏要选拔一些自己认为自己不行的人挑大梁。华国锋其实最不老实，他对毛泽东的安排心知肚明，在左右两军大决战中并不十分靠近江青为首的文革派，而是拥兵自重（指华为公安部长），静观其变。当天安门事件爆发，矛头指向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采取断然措施，一打一拉，重演了一出楚汉相争汉高祖刘邦的故事。一打，就是决定撤消邓小平党政军职务，令叶剑英闭门养病，一拉，就是假戏真做，任命华国锋为总理，中央第一副主席，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二千多年前，刘邦与项羽逐鹿中原，刘邦屡败屡战，心情极坏。时大将韩信所向无敌，捷报频传，刘邦朝思暮想，盼韩信率大军前来助战，可韩信迟迟不动，却写信给刘邦，要刘邦封他为假齐王，借口是便于统治刚刚占领的齐国。当韩信信使赶至刘邦面前汇报时，刘邦正在吃饭，一听韩信要封王，气不打一处来，破口喷饭大骂，大意是老子正处危机存亡之秋，你不快来帮忙，却要急着要封王做官，岂有此理。话没说完，多亏谋士张良暗中踩他一脚，刘邦脑子转的快，故改口说男子汉要做王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当场决定封韩信为齐王。但事情没那么简单，过一段时间，韩信依然按兵不动。刘邦不解，问计留候张子房，张良认为是没封地缘故。刘邦觉得有理，马上下令封齐国之地给韩信，韩信从此非常感谢刘邦，亲率大军与刘帮合击项羽于垓下，大获全胜，项羽死，刘邦终成汉高祖。后来，吕后借口叛乱罪，诛杀韩信。二千年后华国锋成了半个韩信，江青却比不上吕后，结果是大相径庭。
华国锋当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他做梦也不敢想的。他将计就计，以接班人自居，自欺欺人，一方面向毛泽东江青继续表忠心，例如，他曾对江青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忠于毛主席，忠于江青，听从指挥，借以麻痹毛泽东和江青，另一方面，全力镇压四五事件，借以打压另一个政敌邓小平势力，取得了一箭双雕效果，然后静观其变。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历史巨人毛泽东与世长辞，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斗争达到白热化。反文革势力处在地下状态，密谋东山再起。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方面严密注视邓小平叶剑英一举一动，另一方面积极筹备中央会议，争取大获全胜。而文革温和派华国锋，更是处心积虑，图谋执掌大权。江青一生，对路线和政治问题历来敏感，却犯下对投降派应有的警惕，棋错一招，满盘皆输。
四人帮倒台后，许多人争功，以至于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在云里雾里，什么小平之功了，什么叶帅谋定了，都不是历史真相。不论热月政变正确与否，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主角是华国锋，而不是其他人，这是豪无疑义的。
毛主席死后，华国锋心知肚明，接班人不会是他自己，不是江青就是张春桥。经过反复思考，决定放手一搏，争当接班人。在华国锋看来，江青集团没有军权，政敌很多，只要把为首的干掉，他继续举毛泽东旗帜，当领袖是完全可能的。
为达此目的，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封存毛泽东遗言遗稿，谁都不能看。为什么？因为华国锋在毛泽东在世时，连一次单独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对比之下，江青张春桥他们却是单独见毛主席如同家常便饭。他非常担心毛主席有文字东西不利于他而利于江青等。所以，当张春桥向中央办公厅李鑫索要毛泽东遗稿未成，惊魂不定，决计提前下手。李鑫以为他是首次向华提出采取措施的人，是不自量力的想法，其实华国锋早就在想政变方案了，李鑫只不过是填把火而已。
搞政变要有基本条件，华国锋恰恰具备政变条件。
第一，要有主动权。华国锋是名义上主持中央工作，有召集会议一网打尽之首要条件对此，是他人办不到的。
第二必须有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首脑参加。所以，御林军统领汪东兴，就成了政变关键人物。汪东兴如果倒戈，华国锋等就会成阶下囚。有人会问，汪东兴是毛泽东的卫兵头子，为何不去忠于江青，反而助华国锋呢？答案很简单，汪东兴最害怕江青掌权。江青早就看不上汪东兴，像对待家奴一般呼来唤去，汪东兴内心早就怀恨，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中，汪东兴投靠林彪，被江青抓住不放，要不是毛主席力保，早就成了黄吴李邱一样下场了。江青背后骂他是特务，他完全知道。如果江青当权，没他好日子过。跟华国锋走，前途一片光明。极端自私使他走上不仁不义之不归路。
第三，必须有军队支持。如果军队不支持，你既使政变成功也会翻车。当时军队有四个力量要摆平。一个是中央军委，一个是北京军区，一个是卫戍区，一个是实力派人物叶剑英。华国锋思前想后, 最早单独找的人是吴德。吴德长期担任北京市一把手，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是名符其实的党政军首脑。那么，吴德为什么会支持华国锋，从而反对江青呢？其中奥密可从他自己的回忆录中找出答案。其回忆录中谈到毛泽东秘书张玉风向汪东兴汇报江青私下同她的谈话内容中有一条，说吴德是国民党和苏修特务。因此，吴德很清楚，如果江青当家，他没好果子吃。所以和华国锋一拍即合，共同谋画倒江青的政变。当时军队中另外一个关键人物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他不同意抓江青也不成，是吴德做了吴忠工作，吴忠提出他听中央军委指挥，因此，华国锋亲自出马，找关键人物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陈锡联，陈锡联支持华国锋并亲自给吴忠打招呼，叫他听从吴德指挥。最后，军队中最关键的人还要数叶剑英。他长期担任中央军委领导人，军方影响最大，又是名义上的中央副主席。他和江青长期不合，是死对头之一。华国锋通过李先念做通了叶剑英工作。这样，有了军队支持，华国锋夺权信心大增。
第四，必须有公安系统支持。华国锋担任过公安部长，对公安系统很了解，唯一担心的是公安部副部长何祖康，他令公安部的扬贵使调虎离山计，陪叶祖康出差，远离北京，解决了公安系统可能发生的问题。
第五，必须有合理的借口。为解决这个问题，华国锋一方面断章取义，打着毛泽东要解决四人帮的指示。另一方面，伪造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手迹的真意，造成他是毛泽东指定接班人之假象。华国锋正是利用伪造的合理借口，打着毛主席旗号，做通了许多人的工作。有了上述五个政变条件，华国锋终于完成了十月六日政变计划。
在整个逮捕江青等人的过程中，对先后次序，个人重要作用等社会上说法不一，根据我个人分析，加上一些知情人所述，实际情况应该是这样：
华国锋是主谋，叶剑英是后盾，汪东兴是主办。
参加第一人为华国锋，第二人为吴德，华国锋最早和吴德密谈此事。第三人为李先念，是吴德建议华国锋找李先念谈单独谈话。第一次有第三者参加的会是华国锋，吴德和李先念，李先念提出要有叶帅参加，经同意后由李先念出面先谈，李先念完成了任务，因此叶剑英是第四人。叶剑英提出抓江青等要有汪东兴参加，华国锋答应做工作，因此汪东兴是第五人。至于汪东兴是不是最早策划人，只有华国锋清楚，按理他应排在第二位。第六人是吴忠，由吴德做的工作。第七人是陈锡联，由华国锋亲自促成。具体执行人分别是张耀祠和武振华李鑫等，他们各带一组，张耀词负责抓江青和毛远新，武振华负责抓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整个斩首行动情况大致如此。
抓捕四人帮，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华是主谋，汪是总执行人，叶是高参，以快打慢等战术据说就出自叶剑英。
事后,华国锋等采取软硬兼施办法，迫使中央政治局同意他们的既成事实, 为欺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 做了两项决定, 一是出版毛泽东选集, 另一项是违背毛泽东和江青生前约定死后埋在香山的意愿, 在天安门广场盖毛主席纪念堂。从此，华国锋当了短命的英明领袖。
华国锋掌权后，提出抓纲治国路线，继续批邓反右倾翻案风，试图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但由于他的低能和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未能如愿。为保住自己英明领袖地位，他不断地向反对文革势力让步，不惜牺牲其死党汪东兴，吴德及拥护他的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和吴桂贤等，结果在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面前，一败涂地。一九七八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革派全军覆没。华国锋等宋江一类人物，最终得到了可耻下场，真是不分左中右，人心大快。
对于华国锋这样的污浊小人和他干的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政变大事怎样评判，这是需要认真分析和评判的。
从个人品质上分析，此人乃是人间垃圾无疑。逮捕江青等人和牺牲汪东兴等足以证明他的自私自利，忘恩负义本质。邓小平叶剑英等反对江青，反对毛主席文化革命，是出于政见不同，无可厚非。而华国锋完全是出于见不得人的私利，是可耻的，不可原谅的。就是这么一个人，脸皮比天安门城墙还厚，居然每年还有脸去毛主席纪念堂，是认罪呢？还是继续污辱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只有老天和他自己知道。
对于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左中右有不同的评价。大多数左派认为，华国锋是叛徒，是投降派，他的斩首行动起到了右派办不到的作用。个别左派和中间派认为他是反左倾路线而采取的不适当行为，右派认为是左派内部争权，乐不可支，客观上帮助了右派。
从党纪国法角度上讲，华国锋的行为是最严重的违纪行为，是最严重的刑事犯罪，是中共党史上史无前例的令人发指的丑恶行为，应当受到党纪和国法的严厉制裁。
从政治上讲，华国锋和江青之争也可以说是权力之争，非路线之争。华国锋初衷也可能想继续走毛泽东道路，属于左派右翼。但历史的评判不会由动机决定，而是由后果决定。中国走到如此黑暗的这一步，已不是什么郭沫若的大快人心事，已不是叶剑英的满目青山夕照明，而是广大工人农民群众和大部分有良心的干部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深恶痛绝的这一步。究其始作俑者，不是别人，而是华国锋。华国锋是伪君子，两面派，忘恩负义之徒，是资产阶级政客，投降派，是革命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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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8日星期三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大跃进中的毛泽东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大跃进中的毛泽东
作者：春天的惊雷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447 更新时间：200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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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大跃进中的毛泽东
总论
这一段时间，右派们又在利用我党“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口号，不断地以大跃进为题，反复地做他们自己的“文章”。我们不得不象当年的马恩“啃酸果子——去批判修正主义者杜林”那样，不断地“尾随着”右派走，把他混淆的历史还原，令他那李戴的张冠重还给“张氏”。
人民尽知，毛泽东出于共产党人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忠诚，无论在过去革命战争，还是和平建设，都坚决地要求破除迷信、思想解放、努力拚搏、积极跃进。不断革命和跃进，是当代真正代表人民、解放人民的根本标志，也是真正共产党人区别于剥削阶级政党、保持革命本色的根本措施。正是基于这一点，毛泽东一生都在坚持革命、主张跃进。而这所作所为，毛泽东又都是实事求是的，在他力主的1958年的大跃进中，也是这样。
在一些走资者图穷匕现的今天，走资者也渐现“范跑跑式的‘诚实’”，——开始公布自己的资本主义企图。我们人民今天也已十分明了，从昨天到今时，一切的对毛泽东的栽赃，其实只是服务于一些人的否定社会主义的战略谋图。
本文根据了张宏志《还清白于毛泽东》、吴冷西《回忆毛主席》和许全兴的文章（就是说，本文的著作权是属于以上三个人的），写述了以下十个大问题：
一 大跃进伊始，毛泽东即意识到会有“差失”而布置调查
二 毛泽东听取汇报，产生新认识
三 毛泽东确知某些人的浮夸和冒进
四 毛泽东批评“穷过渡”说：即使我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五 毛泽东针对浮夸，摇头撇嘴说: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
六 毛泽东要求“凡鼓吹高指标，鼓吹浮夸风的一律不登报”
七 毛泽东要求“浮夸性”宣传要转变：“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
八 1958～59年毛泽东屡次三番地召开纠"左"会议，他尖锐指出：“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
九 不幸为毛泽东言中——1959年，确有人因搞“浮夸”而得“实祸”
十 当年的庐山会议，本意仍是反左的，后来突然变成反右，其中“谜底”，今已现端倪
这是一个事实：毛泽东是大跃进的发动者，并且，为了发动真正的大跃进，之前，他还曾强烈反过“反冒进”。
但是，毛泽东的这一切，都是实来求是的。更因毛泽东是个辩证大家，又是一个无私的为国为民的执一奋斗者，他的几乎是前无古人的“始终同人民大众混在一起的”革命经历，使他得到了无穷智慧。他邃虑怀远、高瞻深瞩，早在建国前夕，就预测到自己队伍中会有李自成，会有意志薄弱者，会有中途“扭伤脚者”，于是，他早就吹风“不当李自成”，讲“两个务必”……建国后，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他也是洞察到“其中‘劫数’”而希图通过勇敢的“历劫”开创社会主义道路的。他提倡焕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力，提倡跃进，但因他也素知当时国人心态中的某些不公、不纯和不正，──又时刻警惕某些人“走极端”,搞假“跃进”真“冒进”。有一个铁证，即北戴河会议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但北戴河会议后不久，毛泽东便意识到有些人的浮夸、冒进，立即要求全党进行实际的调查研究。
某些人有这样的一个怪逻辑：说到大跃进，他们认为这是浮夸、冒进；而说到自己的浮夸、冒进，他们又说，这是毛泽东逼出来的。其中荒唐，──远离历史纠纷，早已站到历史纠纷之外的今人，是不难辨识的。
一 大跃进伊始，毛泽东即意识到会有“差失”而布置调查
1958年10月,他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做调查,以便有效的纠正一些人的"左"倾错误,使人民公社运动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出发前，毛泽东作了如下的讲话，──以下是吴冷西的回忆(吴冷西:《忆毛主席》)：
……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泽东郑重地告诉我们,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们照本本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一一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
毛主席还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时，就不要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加如此),找群众谈话时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个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他盼咐我们下去不要张扬。
根据毛主席的嘱咐，我和田家英一行10月10日夜乘火车离京南下,第二天抵新乡下车。我们同新乡地委商定,当天下乡。田家英一组留在新乡去七里营公社调查,我带一组去修武县。四天为期,然后调换,我回七里营公社,田家英去修武县。
关于修武调查：
我和记者们10月29日下午去修武县,我们先请县委一位副书记介绍全县办成一个大公社(13万人)的一般情况,然后分别同城关大队(原为公社)大队长、五源乡(大队)的支部书记、艾曲乡(大队)艾曲村的生产大队长谈了话。还召开了群众和下放干部座谈会,最后才请县委书记单独谈他们对一县一社的看法。在修武县调查的四天中,我们还利用晚饭和中午歇晌的时间串家走户,同个别群众接触。
从调查中了解到,这个一县一社是由原来245个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县统一收支,生产资料全归公有,由公社(县)统一调拨,生活资料的日常消费由公社供给,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说,他们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男女老少都实行低水平的供给制,办了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接触的干部和群众生产情绪很高。当时，正巧碰上他们全县总动员大炼钢铁,男女老少爬高山,背矿石,不叫苦,不叫累,兴高采烈,十分感人。因为办了公共食堂,大部分妇女都上山了。但从中也了解到,由于大办钢铁,地里庄稼没人收,只见低年级的小学生在拾谷穗。地里的棉花大部分没有摘下来,只有幼儿园的老师带着一些小孩摘一点点,据财贸干部对我们说,本该收籽棉900万斤,到10月底只收到159万斤。敞开肚皮吃公共食堂当然大家高兴,许多人都说,一生也没有像这两个月吃这样饱的饭,但好几位老人(有的原是贫农,有的原是中农)都在发愁,说:"这样吃法长不了。
最后我们同县委书记谈了一个晚上,他先说了一县一社的优越性,也谈了今后三年规划,但提出了不少关于全民所有制的供给制疑问和顾虑。
11月1日，我们我同田家英进调查轮换，我从修武县转到新乡，田家英则从新乡转到修武。
那里是另一番天地。新乡县委给我们简要介绍时,着重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像修武那样搞一县一社,只搞了一个"县联社"的招牌,似乎他们以为我们是赞成一县一社的。新乡人口和耕地都比修武多,经济比修武富裕,粮棉都高产,每人平均分配也高于修武。
第二天,我们去七里营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挂起"人民公社"牌子的公社。这个公社有5个大队,79个生产队,人口3万,耕地9万亩。年收入1218万元,是新乡最富的公社。这里给我们的印象最新的是,他们实行了供给制。据公社书记说。他们实行十六"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以至理发、洗澡、缝纫、电费,都由公社包了,这十六包的费用每人一年共78元。
调查了七里营公社以后,我们又去看公社所在地周围的两个大队(刘庄和陈庄)。其中刘庄大队(即史来贺同志当支部书记)给我印象特好,主要是那里干得实在,说得也实在。史来贺同志,既讲成绩也讲困难。他的大队有800多人,1900亩土地,总收入31万元,人均分配104元(1957年即为96元)。当时他正在发愁的是还有三分之二的棉花在地里没有人收。大部劳力上山炼铁去了。
兴宁人民公社搞男女老幼分开居住 在新乡,我们还调查了一个公社一一兴宁人民公社。这是一个4000户、2万人口的社,实行军事化,全公社编成了15个营,50个连。尤其特别的是,实行房屋公有,搞集体住宿,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中居住。我们具体的调查了东郭大队,这个大队共有224户,开始时有150户男女老幼分开住,现在仍有60户集中在8个地方,男女各住4处,实行礼拜六制度,回家度周末。据大队干部说，这是公社统一布置的,大多数人意见很大,只有少数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的愿意分居。大队干部说,正考虑改变作法。我遇到公社干部时,就顾不得下来调查前规定的守则(不要随便表示意见),忍不住指出这种拆散家庭的做法十分错误,共产主义不是不要家庭。那些公社干部还想不通,说河南许多地方都这样作,并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这位中央负责同志不是别人,就是刘某某。
刘某某不但在河南主张这样做,而且还到江苏去推广。1958年9月19日-28日,他到江苏视察时,在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个条件时,同在河南讲的一样,他是这样说的：“……第四,改善社会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刘某某认为，"男女老少换班",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家庭革命"的一个举措。(以上所引,见《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同志视察江苏城乡》)
二 毛泽东亲自调查并听取汇报，产生新认识
吴冷西和田家英的河南调查，不久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对大跃进的一系列问题已有了新的认识。以下，仍是吴冷西的回忆：
调查告一段落，我们即回郑州向毛主席汇报,──在我们赴河南时，他本人也走出红墙，亲自开始调查，11月前后，便到了郑州。
关于"一县一社"问题。11月6日,我们从新乡到郑州,当晚毛主席要我们向他汇报。我们按原来计划，先扼要介绍情况，后由我着重汇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
我说到：修武县委书记虽说一县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他认为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国营工厂和国家的关系,公社的产品不能全部由国家调拨,国家也不能供给公社需要的所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提出,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那么,有两个问题他担心不易解决:一是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产品。我说,这位县委书记既怕灾年饥荒,又怕丰年谷贱伤农。我还说到修武县委书记怀疑他们实行的低标准的供给制,能否叫按需分配。我说这只能是很勉强的"温饱"。
毛主席详细地问了县里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互相间进行哪些交换。我汇报说,修武县同国家的经济来往主要有两种:→是纳税,主要是农业税即公粮,工商税不多;二是交换,主要向国家交售统购的粮、棉、油料等农副产品,和向国家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种交换都是商品交换,现金结算的。
关于供给制。毛主席对供给制也很关心,在田家英汇报时,详细询问了七里营公社十六"包"的具体内容,并且提出,这样低标准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谈到,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是新乡地区包得最多的,但标准仍然很低,"食"是吃饭不要窍,都吃公共食堂,据估计一年需42元(菜、肉未计)。"衣"一项是一年21尺布,二斤棉,两双布鞋(因妇女上山炼铁、下大田、不能做了)共18元,医药费每人每年2元为限,产妇补助一斤红糖,20个鸡蛋,殡葬和结婚各补助10元,看戏不要钱,那年只看了一次戏,六次电影。田家英和我都认为，这只是平均主义,不能说是"按需分配",更不能说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听完汇报，毛主席的认识有以下几点：
(一)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会损害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毛主席谈到一县一社时提出,一县一社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搞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己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二）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谈到修武县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谓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一起,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拨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端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三）把夫妻分开搞集体住宿,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的好。(按:所谓搞"集体住宿"即某某鼓吹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的做法,把男女老少分别编班集体住宿3"搞军事化生活","行动战斗化""以便男女老少各自能够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
(四)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吴冷西:《忆毛主席》95-103页)
三 毛泽东确知某些人的浮夸和冒进
在本网民的认识中，从来都认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刚建立后的一段时期内，老一辈们在探索中前进，出现冒进，或反过来，出现某保守，都是可能的。只要事后改正，今人就不应有过多的指摘。但有一点必须搞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就应承认什么。
现在，我们本着以上精神，来看当年哪些人在搞浮夸风？又是怎样搞浮夸、兜售所谓的"共产主义"的。
1958年9月1日──28日,某某某到江苏视察,又大谈"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问题。"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呢"?他指示应该做好五件事：
第一,要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第二,彻底把妇女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第三,大规模地进行技术改革,改革各种劳动工具,提高劳动效率;
第四,改善社会的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
第五,发展多面手,一人多艺,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
某人认为，做好这五件事,不仅可以解一决劳动力紧张的困难,而且将会使整个社会的劳动制度、劳动组织发生根本的变化。
这里，某人讲的"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的五个条件,实际上就是他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不同的仅仅是变了一下说法:在河南,是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五个条件。在江苏,是作为"建立美好共产主义生活"的五个标志。他特别注重第四条,即"改善劳动组织……",他把这一条看作是"共产主义家庭革命"。他所倡导的"家庭革命",就是康有为《大同书》中破九界之说的"破家庭界"。无论是在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还是在河南、江苏视察,他都反复强调这一条。
原来,某些人搞的"共产主义”,不是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此胡闹,岂能不天下大乱!
某人在河南的具体做法：
例如一家三代同堂,则将夫妻、父母、儿女分开,各自编在青壮年男子班、青壮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别各自到各自的营房住宿(原来社员的房屋,由公社统一调配,分为集体住宿营房和家人团聚营房)。每星期准许夫妻、父母、儿女回团聚营房住宿生活一次,第二天即返回各自集体营房过军事化生活,如此循环往返,群众对此很是反感。
毛泽东知道后批评说:这是胡来,哪有共产主义不要家庭的呢?这不是帮国民党蒋介石诬蔑共产党的忙吗?哪里这样做,我就支持哪里群众起来造反。
某人到江苏视察,还大肆兜售他在徐水、河南实行"供给制"的做法。他在江苏常熟视视察时说:"实行粮食供给制以后,将提高人民共产主义觉悟。"他问和平公社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起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提心受苦?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晗江在汇报中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某人听后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某某某同志视察江苏城乡》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某人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这样的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哪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
某人的关于实行"供给制"和实行全民所有制的主张;不仅在国内大力宣传实行,而且对国际友人也大讲特讲。1958年10月3日,他在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中也谈到吃饭不要钱。他说:"现在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说"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某人立即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此时，彭真也插话说:"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建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过渡。"毛泽东说:"按照某某某、彭某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187、189页)
据1958年的统计,显然是夸大了的统计,中国农民人均月收入是70元,这样的贫穷状况向共产主义过渡,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一些人所说的向共产主义过渡,实际上是平均主义。其后,某某某、彭某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又提高了一些:人均收入150元一200元就可向共产主义过渡,等富起来了再过渡困难就大了?!毛泽东反复地指出: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必须有生产的极大发展,物质条件极大的丰富,还有一个人民觉悟的极大提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不是马列主义。
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地讲,一些人就是不听,我行我素。致使毛泽东不得不召开一系列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里需要提到这样一句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长期以来，宣传、理论界没有说清楚在历史运动中搞"穷过渡"的是谁?反对"穷过渡"的是谁?致许多不知底细的人,听了这句话，都在猜,一直猜了20多年（不少人甚至直接暗示：这是毛泽东的错误）。到了今天，人们才弄明白,搞“穷过渡"的是别人；反对"穷过渡"的却是毛泽东。
然而，历史却已发生了一个大误会,一些人说,毛泽东搞的是"穷社会主义"。对于这种误会,在不断翻开历史真实一页的今天，真正撰写历史的人民，会作何感想？
四 毛泽东批评“穷过渡”说：即使我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现在的人们大都会承认，任何人都会有错误，尤其是事业的开创者。今人，当以这样一个客观的态度，看待老一辈在社会主义探索中所犯的错误。不过，应当搞清历史，是谁的错误就是谁的错误，不可张冠李戴。本文，仍在说明，作为大跃进的发动者，毛泽东虽也有这样那样的缺失，但作为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却一直是十分清醒而又实事求是的。并且，从来都反对不切实际的浮夸、冒进。
前边，我们揭示了“穷过渡”的提倡者（也从侧面指出某些人混淆视听的错误），及毛泽东对此的已有的批评态度。这里，我们则进一步地说明这一点。
根据吴冷西等人的回忆，毛泽东当时反复说：中国是个大国,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某某某1958年7月14日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见吴冷西:《忆毛主席》137页)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这是批评某某某、某某某和彭某等人持“穷过渡”的观点)？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泽东又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按:此指某某某、某某某和彭某)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指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会议──本网民注）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过渡。
吴冷西回忆说，谈到这里,毛泽东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忙忙的过渡。我今每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候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按:此主要指当时的一些重要负责人一一笔者注)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参见：吴冷西:《忆毛主席》一一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111一112页。
后来，根据《人民日报》报导，某某某在河南视察,听取了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毛泽东也于1958年10月派吴冷西和田家英率领调查组到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作调研,进一步“认”证了某某某等人搞“穷过渡”的后果。
在某某某的明确要求下，七里营和修武人民公社，实行了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共负盈亏,贫队和富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实行十六包；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等等。
毛泽东知道后批评说:这是胡来,哪有共产主义不要家庭的呢?这不是帮国民党蒋介石诬蔑共产党的忙吗?哪里这样做,我就支持哪里群众起来造反。
接着，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一些人所说的向共产主义过渡,实际上是平均主义。其后,某某某、彭某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又提高了一些:人均收入150元一200元就可向共产主义过渡；某某某和彭某认为，等富起来再向共产主义过渡，困难就大了。
毛泽东反复地指出: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必须有生产的极大发展,物质条件极大的丰富,还有一个人民觉悟的极大提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不是马列主义。
五 毛泽东针对浮夸，摇头撇嘴说: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
现已掌握的各种资料表明，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搞浮夸、说大话的第一人，是前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此人在战争年代曾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即表示，河南今年增产几百亿斤不成问题，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毛泽东根本不信，认为这不可能、是一种形“左”实右。
而此人根本不听毛泽东的批评，不久便用“事实”来“反驳”毛泽东：河南遂平县出现了小麦3200斤的报道，接着，河南西平又出现了小麦7320斤……从此，浮夸风愈刮愈大。一些大搞浮夸的人把这种虚报产量称之为放“卫星”。
该年7月14日，某某某到山东视察，一个公社的干部向他回报说：玉米、谷子，每亩3万斤至5万斤，地瓜（红薯、山芋）30万斤，籽棉亩产1万5千斤……某某某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这是一个革命。这一讲话公开报导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报导,也跟着改变了腔调,变成了亩产数万斤。(见1958年8月4日《人民日报》)
1958年8月,某某某又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3000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的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见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某某某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现在回过去看，当时某某某亲手培养的"共产主义"典型徐水县,其浮夸风之严重，当是全国之最。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某某某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某某某却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前边说过，一些反对毛泽东的人们,他们有自己的逻辑：他们说,大跃进是错了,因为大跃进搞浮夸;他们对搞浮夸的人说,浮夸是毛泽东的错,因为他发动了大跃进。大家看,这些反毛泽东的人们遵守的就是这样的逻辑。
还有一些貌似客观公正的人,他们说,虽然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搞浮夸,但不能全盘否定?于是他们绞尽脑汁发明了一个新词:"晚年毛泽东",晚年毛泽东是错了！其实，无论对毛泽东全面否定，或否定晚年毛泽东,这两种人的共同之处是"自编历史,张冠李戴"。
我认为，刚建国，共产党人无建设的经验，犯点诸如浮夸，抑或保守的错误，本属在所难免。关键在于：能否实事求是，直面错误，不要诿过。是社会主义造成的错误，还是资本主义思想产生的错误；对今日来说，要搞清“浮夸风来自何方？何人?”澄清之后,是谁的就是谁的,不颠倒是非，以便今人正确地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要知道，有个别人正是通过张冠李戴，来指证毛泽东的失误，最终否认社会主义的）
某某某的浮夸,已为大量事实所证明,现在我要问：有谁听过、看过，或掌握了毛泽东的浮夸呢?
实际上，毛泽东一向反对浮夸风,向浮夸风做了坚决的斗争。浮夸风作为党内的一种势力,虽然克服它是很困难的，但毛泽东始终不懈!
请看下面的几件事: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人民日报》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戏地站在稻秧上,毛泽东摇头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
毛泽东到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139页)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产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平均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负责人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积极性了。
1958年11月初,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按:国民党报纸一一笔者注)。"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为争取今年实现钢铁翻一番、为生产1080万吨而奋斗。会间毛泽东向与会人员询问:现在钢铁生产仅400万吨,到年
底还有4个月,4个月能生产700万吨钢吗?大家都说能行。毛泽东非常感慨,他引用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中国共产党60年大事简介》,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462-463页)。毛泽东还说:"108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怎么得了(吴冷西:《忆毛主席》第95-103页)。
然而，20多年来,无论党内和党外,竟然冒出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公然说:毛泽东不知道一亩地产多少粮食。硬要把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按在毛泽东头上,说什么浮夸风是毛泽东鼓吹起来的。他们的公式是:大跃进搞浮夸,浮夸风就是大跃进。他们翻箱倒柜,把大跃进的历史翻了个底着天,但是,却没有找到毛泽东鼓吹浮夸风的一点事实。
那些说毛泽东鼓吹浮夸凤不知一亩地产多少粮食的人,应该还记得《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简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吧,这个"纲要",是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农业十七条。同年12月,发各省征询意见,1956年1月形成农业四十条草案。经过两年实践,1957年下半年,做了第一次修改,1957年9月20日一10月9日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扩大)基本通过。毛泽东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比较适合中国情况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原来有些主观主义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它改掉了。"1958年作了第二次修改,1958年5月5日-2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大会通过。1960年4月,提交二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
《纲要》要求，从1956年起12年内,粮食亩产量黄河以北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河以南达到800斤,棉花(皮棉)亩产量按各地情况分别提高到40斤、60斤、80斤和100斤;并且要求各地农村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技术、农业劳动生产率、交通运输和商业及邮政、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在12年,得到一个大发展。
这个《纲要》在党内正式通过的时间是1958年5月下旬。这时,正是大跃进发动初始。毛泽东亲手制定,经过4年准备,与14个省区负责人商讨,两次中央会议讨论适才形成。《纲要》的产生,可谓慎之又慎。毛泽东花4年的心血，所产生的文件在其墨迹未干之时,党内竟有人说，毛泽东头脑发热,鼓吹高指标,大刮浮夸风。
并且，一直到今天，我们不少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还在抱定那个决非事实的历史──说毛泽东搞了浮夸和冒进，人云亦云。我得再次为精英们的理论研究能力、创新能力悲叹！
六 毛泽东要求“凡鼓吹高指标，鼓吹浮夸风的一律不登报”
有人认为，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的；毛泽东的大跃进在实践上就是“穷过渡”“搞浮夸风”“大冒进”。这一观点的荒唐在于用“两极思维”去套用辩证法、去框改实际。这好比一个神经病人说：俺要么饿死，要么──你自然叫我多吃、吃饱点──俺就只能拚命地吃得撑死，撑死的责任就是“因为你叫我吃饱！”
殊不知，现实中的任何物事，除其两极，还有若干个中间性层级。在大跃进问题上，即在当时，毛泽东的大跃进理论，就在同“浮夸”“冒进”“穷过渡”的言行斗争着。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以上五点，我们已讲了许多。我相信，随着历史真实面目的揭示，这方面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地被公布出来。
今天，我要继续说，早在大跃进之初，毛泽东以其辩证法的睿智──很快就发现了一些人的言行“极端”，便明确要求，凡鼓吹高指标，鼓吹浮夸风的，一律不登报；他还到处劝诫人们，不要吹牛皮、放大炮，要实实在在。
据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回忆，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中，毛泽东先后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要敢于抵制“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吴冷西回忆说：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63、第64页）
报纸宣传要慎重，不要讲过头话 “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专门找我就《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做了五点指示：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也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事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报纸对一些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面明确。意识形态上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后来陆定一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0、第72页）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寻索“下文”的，请有心者、有条件者日后努力为之：
第一，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已专门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叫他注意在“报纸报导上，不要尽唱高调”，“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但后来的风却越刮越大。
第二，毛泽东于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对报纸的宣传问题，又专门作了五点指示，并要求在“今年夏天召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问题，吴冷西已将毛主席的指示向中宣部部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某某某和某某作了传达，而这些人却以“夏天太忙秋后再说”，未贯彻执行，致使“五风”越演越烈……
第三，1958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一次找吴冷西和胡乔木谈话，指出：《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是舆论机关，“不要讲过头的话”，对外宣传如此，对内宣传也不例外。然而它们鼓吹浮夸风、高指标、“共产风”却有增无减……
以上情况表明，毛泽东的大跃进，仅是要求科学的加快速度的前进，──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那种因毛泽东提倡大跃进，就搞“浮夸风”“大冒进”“穷过渡”，──对大多数的干群来说，是一种认识实践的不成熟；而对极个别人来说，也许另当别论。
七 毛泽东要求“浮夸性”宣传要转变：“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
吴冷西的一系列回忆，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起,一直到1959年的6月底,都一直在要求《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努力做到：
──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抵制"五风"，对"五风"的问题,不要宣传,不要登报,"要卡住"；
──在宣传中"要实事求是"；"要做冷静的促进派,不要做冒失的促进派"；
──"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道理"；“搞浮夸风不好"；"不要华而不实"；"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
──"你是记者的头子,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楚,要实事求是"等等。
吴冷西在回忆中还说:"1957年6月13日,在党中央决定他去《人民日报》任总编辑时,毛泽东就曾告诫过他：“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57-158页)
毛泽东这一系列指示,吴冷西于37年后，还回忆得清清楚楚,并且在他所著书的末尾保证道：他所说的主要意思是绝对不会错的。并说:毛泽东对他这一系列的谈话都有记录,现存在中央档案馆里。
现在看来,毛泽东对吴冷西的这一系列谈话,对他提出要抵制"五风"的诸多要求,他当时是听入耳的。然而,他如今后悔道：当时，自己──有的却没有很好地执行，不少时候，反而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利用《人民日报》这个宣传阵地,大肆鼓吹."五风"，为"五风"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这太不应该了。
吴冷西在回忆中，还自我检讨说：
“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盯瞩,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把宣传口这一关的负责人‘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相对单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毛泽东是少数派。所以，我也只好‘随大流'，跟多数的领导同志走。特别是跟着把宣传口关的主要领导人某某某、某某某走。……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
“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特意找我专门指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导,发表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还说,‘他对报纸宣传有一点意见,过几天时间空一点了，再谈。’”(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04页)
过了十多天，即1958年11月22日,毛泽东确实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导,找了吴冷西作了长谈,吴冷西回忆道：
“毛主席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二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坏话,不让讲怪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凤就不好。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子想想是否真实,是否符合道理。”
毛主席还批评道：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不好，要引以为戒。
吴冷西的回忆还说，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后,又归纳为四个意见：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象,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上的。当时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这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提示：对毛泽东的指示不但不听,就连写上《决议》的话也能删掉,可见这位政治局委员非同一般。一一本网民注)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说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的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
毛主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清醒，要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到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一一这时毛主席指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更要清醒,要实事求是。”
第四,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毛泽东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听了此话，某某某却说：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08一第113页)
读了吴冷西的上述回忆,我们会清楚的看到,毛泽东从1958年3月的大跃进的发动起,一直到1958年11月12日,先后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大跃进运动中和人民公社运动中,作新闻报道时,如何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坚决抵制“五风"的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但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并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一昧地鼓吹"五风”,为"五风"推波助澜。
直到1959年6月,毛泽东只好责成主管宣传口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某某某和彭某,要他们立即研究宣传工作如何转向的问题。
6月20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在批评浮夸风和高指标之后,转而谈到宣传问题时,他严肃地指出:“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中央社和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宣传机构)毛主席还说:“我看《人民日报》,只看一些新闻和一些学术文章,对其他的东西不大有兴趣,它们吸引不了我。不过《参考资料》和《内部参考》我每天必翻,这两种刊物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记者协会的《新闻工作动态》也不错,反映了新闻界的一些思想动向,可以看。但公开的宣传,不论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顾左右而言他。”(吴冷西:《忆毛主席》第36-141页)
显然，毛泽东6月20日的话，是针对一位负责同志而讲的,因为这位负责人多次在会议中讲到宣传问题的时候，都主张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42页)
往事已矣！现今人已没有必要去追究当时的前辈人的责任。我们只是应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找到当年真正的症结，以发“见”自己的真理。
──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一切前驱淌（趟）道者，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意识没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其实都是有这一社会性功能的。
八 1958～59年毛泽东屡次三番地召开纠"左"会议，他尖锐指出：“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
在梳理大跃进材料的过程中，我总的感觉是：一、毛泽东出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一方面坚持大跃进，一方面在努力避免和克服大跃进中的左的急躁冒进，以及形“左”实右；二、毛泽东以满腔热情对待同志同事和跃进事业，苦口婆心地讲，手把手地教，──起码在当时，他是认为在前无古人的跃进事业中，犯点左的，或右的错误，是正常的，是一种磨练，是对“自己”的接班人的考验（历史告诉人们，就是在毛泽东对浮夸、冒进的批评中，──也正是那个时候，一些人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
大跃进发动不久，即1958年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不久,毛泽东便深入河北、河南农村,进行调查。及时发现了某些人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而宣传口的某些主要责任人也在舆论宣传中推波助澜。报纸上许多左倾报导,在干部队伍和广大群众中造成一定的混乱。
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频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下大力纠正"左"倾冒进。
第一、第一次郑州会议
1958年11月2~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开始,毛泽东领着与会者学习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阐述了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并着重指出当时存在的问题。
1、强调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他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
2、指出现阶段还不能取消商品经济；在当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发展。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评某某某和陈伯达等人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错误观点。毛泽东说: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有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小生产者；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品,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 (参见毛泽东11月9、10日在郑州会议上讲话文稿)
3、提倡实事求是,不许说谎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他强调: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慌,人民是骗不了的。关于改进干部作风，他说：干部工作作风的好坏,对群众生活影响更大,必须特别注意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处理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虚报成绩、隐瞒缺点。
4、建议读两本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澄清混乱思想,统一认识。会议期间,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认真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信中写道:"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
可以说，第一次郑州会议仅是毛泽东为纠正"左"倾错误，开的一个头。
值得今人注意的是，尽管毛泽东当时千辛万苦地力纠"左"倾错误,对人们进行耐心的教育,然而一些人并没有听。郑州会议结束后不久,一些负责人照样利用《人民日报》鼓吹浮夸风。11月2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省是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3倍。……其"共产风"、"高指标风",照旧鼓吹,并有增无减。
第二、武昌会议
毛泽东为了继续纠正"左"倾错误,1958年11月21~27日,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反复强调，要纠正"左"倾错误。其主要之点：批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指某某某),我看不符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
毛泽东要大家集思广益。他说,我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才好?经过这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都说那个办法比较好,那么办法就比较可靠了。
毛泽东强调"压缩空气",把高指标压下来。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有点右倾机会主义了。
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摘,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明年3000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毛泽东在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还讲：强调破除迷信,但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这不但是科学,这是自然规律,客观法则,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没有一处证明人可以不吃饭。他强调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关于"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法权,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高过大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反得越干净越有力越好。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详见，毛泽东: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第三、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1958年11月28日~12月2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从理论和政策上阐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一次会议，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前一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左"倾错误的成果。
毛泽东批评了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在《决议》中，毛泽东加进了好些精彩文字。并且，这些文字，是专门针对某某某和某某某等人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中的一些观点的。
"决议"对否定商品生产和浮夸风作了有力批判；"决议"要求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决议”对否定商品生产和浮夸风也作了坚决的批评。
12月9日,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对继续纠正"左"倾提出了以下意见:"对苦战三年,基本上改变农村面貌"的口号表示怀疑；要求做到计划要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超过计划；强调要估计人民公社和人民政权存在着巩固和垮台的两种可能性； "决议"澄清了有些人以为公社化要把个人现有的消费财产拿来重分的误解； "决议"规定人民公社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
在这次会议上，还有几个问题，需在这里作个交代：
一是,毛泽东从1956年就提出不作下届共和国主席的建议,这次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公报》说:八届六中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195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会议内定由刘少奇接任这一职务,并由他酝酿提名下届政府领导人人选名单;交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审定,再交人大选举。
在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我不能再做国家主席了,我应当退到后台上,让别人干。他没有指名让谁来当国家主席。这个提议使大多数不知内情的与会者感到愕然。经过一阵沉默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说,都不提,我提刘少奇同志当国家主席。没有人表示不同意,毛泽东本人也没有反对。这样大家鼓掌通过,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二是,毛泽东虽然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花了很大力气纠正"左"倾错误,并且亲手在《决议》中加了大量纠正"共产风"的文字,然而在《公报》中对毛泽东所作的努力却只字未提。这说明当时坚持"共产风"的力量还相当大。
三是,反浮夸风,也是这次会议重点之一,然而《公报》中只用"反对浮夸"一句话带过。毛泽东反对浮夸风的许多精彩讲话,也只字未提。
四是,钢、煤、粮、棉四大指标虽然降低了一些,但仍然偏高。八届六中全会,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主动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但现在看来，当时订的经济建设指标仍然不太切合实际。
第四、第二次郑州会议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泽东于1959年2月27日~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
在会议中,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毛泽东说: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一一本网民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3月5日毛泽东讲的这番话,显然是对某某某和某某某等人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严厉批评。
毛泽东接着强调：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 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错误倾向；三、指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
第五、上海会议
1959年3月25日~4月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内容基本同前，此略）。
我在此篇的开头就说过，──这里再次重申：当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同时，努力克服左倾，是以一种满腔热忱，对待同志同事和跃进事业的，他苦口婆心地讲，手把手地教。当时，他是认为在前无古人的跃进事业中，犯点左的，或右的错误，是正常的，是一种磨练，是对“自己”的接班人的考验（前边已讲到，就是在毛泽东对浮夸、冒进的批评中，──也正是那个时候，一些人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的）……
──本网民正是本着对毛泽东、毛泽东事业的这一理解，（根据实际材料）来编写这一组文章的。本网民热切地期望，人们不要用异思旁想，尤其不要以古怪的心情去阅读这些文章。
认真读了以上文字，不带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为了纠正一些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从理论指导,到具体安排,到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尽见深邃、详尽和严格。他有时苦口婆心,要求实事求是,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有时也显得声色俱厉:……要代表1000万队干部、5亿农民呐喊，而更多的则是和风细语、耐心细致，不厌其烦地给一些人讲理，给某些人送书，给有关人们写信，开导他们、让他们研读、同他们讨论……等。
这些事实告诉人们：毛泽东的当年，是坚持大跃进的；并要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引向正确轨道；是要培养好接班人，是要象以往引导农民走向革命那样去锻炼人们。毛泽东对人民、对事业的忠诚、大公、无私，对同志同事的关爱、正直,确如日月行天，江河径地！
而今天，有一些人,总用自己的古怪心情，去说毛泽东……
好了，说就说吧，真理、真“正”和伟大,是喜欢人们去说的。毛泽东的真理、真“正”和伟大，既在正确性宣传中播散，也在批评和攻击中显现自己的科学性和生命力：比如毛泽东预言的一个又一个兑现；比如毛泽东对右派的存在及其本质的正确“指定”；比如毛泽东对“一些人之所以不喜欢社会主义”的客观性论证,──都正在由一些人的批评攻击而完成！
九 不幸为毛泽东言中——1959年，确有人因搞“浮夸”而得“实祸”
我在前边多次说过，对当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冒进，当放在那个──很多人都急于让中国富强，但缺乏经验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即有其“难免”性。毛泽东当时的批评，有时尽管很严厉，还是留有“一边力求克服浮夸、冒进，一边保护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分寸的。自然如此，今天我为什么又要编这些文章呢？作用在于，搞清历史本来面貌，使今人和后人能正确地总结经验。
不过，──我总想，个别人也许另当别论。现在看来，当年的河南吴芝圃可能就在“另当别论”的“个案”中。
有人反复问：毛泽东的大跃进究竟对还是不对？这里我可以回答说：浮夸式的“跃进”是不对的。毛泽东的跃进、实事求是的摸索跃进道路（不断改正自己缺、错）是正确的，现代中国需要自力更生的实实在在的跃进，不自力更生地跃进，我们永将当别人的奴隶，我们永将落后于他人！
有道是：人非圣贤，孰能无惑。有网民说，在大跃进中，毛泽东本人也有“离奇的头脑发热”的言论。──不需隐瞒：过去，本网民也曾在某些个正式会议上听有人讲过这些。但，──同样应实话实说的是：一直至今，对有关毛泽东自己的“离奇的头脑发热的言论”，我都没找到可靠出处。在本网民昨天上午发的那篇文章后边，有人跟帖又说到了这一点，我便立即请教其出处，可惜，他答非所问。
我想，从毛泽东本人后来──直至庐山会议，有时作的自我批评的情况（请看《毛泽东传》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部分）来看，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之初，即使有过一点“头脑发热的言论”，也是：一是时间极短，二是因听信别人的汇报，三是当时（1958年月10月份前）浮夸还不那么离谱，不那么严重。有无数可靠的材料证明，毛泽东从1958年8~9月份北戴河会议发动的大跃进不久，──到了10月份，面对一个个高指标、高速度，就心存疑虑，即派吴冷西、田家英外出调查，随后他也亲自走出红墙，并要求人们不要搞浮夸。（至于庐山会议上的一些讲话，有各种版本。真正可靠的版本尚待解密，并且其中夹有更为复杂的，反“浮夸、冒进”之外的斗争。下一篇，我将写这一点，不知能否上得了网）
一个不争的事实为：1958年月10月后，毛泽东几乎每到一处，都要求人们实事求是。有时，还对自己在大跃进之初的某些“过热”情绪做自我批评。然而，因当时他确是少数派，──并因他从1956年后，为培养接班人，已实际处于二线，尽管他的反浮夸、冒进的呼声越来越高，有时也愈来愈严厉，但收效不大。后来，遇有严重情况，毛泽东不得不发出警告。这些警告之严重，莫过于这样几句话：
──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参见，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39页)
──明年3000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如此等等，还有更多，此不尽详。面对毛泽东的严厉警告，可有人就是不听，一意孤行，终于导致一些严重后果。当我们今天调查当年，或打开历史卷宗，有一个典型，是令人难忘人的。这就是被毛泽东不幸言中的“务虚名,而得实祸”的典型，即河南省的“信阳饿殍事件”。这在当时，是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影响极其恶劣。我猜想，改革开放后，某些人说当年饿殍有X千万的谣言，大概即由此“膨化”而生。
我们在前边的文章中，已用大量的材料说明，河南省的吴芝圃（此人在战争年代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是当时全国浮夸、冒进的第一人，并且固执己见，一意而行，多次把毛泽东的正确批评当耳旁风。到了1959年，终在信阳地区酿成“饿殍”大祸。
在吴芝圃的浮夸“强权”下，河南省的各地，尤其是信阳地区，首先是遂平县，最早刮起浮夸风、“共产风”，且越刮越大。早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就吹牛皮，说今年河南要增产几百亿斤粮食，并实现水利化……毛泽东批评吴芝圃说大话，搞高指标。吴芝圃置若罔闻，越搞越离高谱，甚至提出取消商品，取消货币，搞直接的物质分配，搞供给制，越走越远。
1958年9月16~18日，一个中央负责人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某某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报导说，某某某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新乡七里营公社、修武公社会 （全县一社）和遂平公社（全一社）党委的汇报”。如是，遍及河南全省的浮夸、冒进，获得了这位负责人人的支持。不久，吴芝圃一跃而成为河南省的一把手，当上了省委书记。其后，吴芝圃便更加地“浮夸”和“冒进”。
毛泽东通过别人的反复调查，以及自己的调研，很快发现了吴芝圃的问题。为了大跃进事业和关心干部，毛泽东及时对吴进行了劝诫和批评。这些劝诫和批评，──现在能查到的，有这样几次（以下，参见张宏志的《还清白于毛泽东》）：
──1958年毛主席在专列上听吴芝圃汇报后，指着窗外光秃秃的山头说：“你一年能搞成绿化？我不信”
──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向毛主席汇报河南能搞几百亿斤粮食，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主席也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主席说：“试试看……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
──毛主席亲自主持两次郑州会议，会上毛主席提出人民公社要“在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吴芝圃却坚持大队为基础。毛主席到武昌后又亲自给吴芝圃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他：“你不要再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
──1958年，吴芝圃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以实现四化（即：粮食达到四、五、八；水利；除四害；“扫文盲”，毛主席在会上批评说：“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落实”，会后又把吴芝圃叫到武汉说：“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最后毛主席看到吴芝圃没有改正的意思，就说：“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
──1958年4月29日，毛主席《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中指出：“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这些，只要管现实可能性……吹上一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收获多少就多少，不可讲不符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与人民有利，自己也不吃亏。”而吴芝圃却吹嘘：“一九五八年夏季粮食产量二百二十三亿斤，平均每人达450斤以上。”“一九五八年全省每口人合到一千五百斤左右的粮食。”为他的高征购打下基础。
因郑州会议上吴芝圃拒斥毛泽东的批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又多次对吴芝圃提出批评，而吴芝圃却始终固执已见，继续坚持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继续搞冒进、刮他的“共产风”。吴芝圃如此执意，毛泽东的指示他都不听……这里让我们想起毛泽东一句话：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吴芝圃的“左”倾错误，终于导致1959年11月信阳地区发生饿死人事件，真所谓为“务虚名，得了实祸”──被毛泽东不幸言中。
这一事件的原委是这样的：如前所说，1958-1959年前后，吴芝圃实行“左”倾（即形“左”实右——本网民注）蛮干、高估产、高征购，大刮浮夸风、“共产风”，将信阳地区遂平县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后，又“浮夸”出──信阳地区西平县城关公社亩产小麦7320斤的更大典型。
其实这些典型，都是他们是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谎报的，并且明令禁止人们说真话。从此以后，谁要说“他们作假”，就挨批斗。据有关人调查（据现今一些老人回忆，数字不一定很准），当时，全区为此挨批斗的人大约有1.2万多人次。在此高压下，于是浮夸风越刮越大，最终，信阳地区信阳县有名的鸡公山公社浮夸到亩产万斤的特大典型。不过，──老人们回忆说，1958年毕竟是大丰收，虽然由于大办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10%左右的粮食，但群众生活没有出大问题。这年，全信阳地区完成征购任务16亿斤。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大面积欠收或无收。尽管如此，仍被浮夸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全区预报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
在此（大大浮夸了的）“大丰收”面前，国家当然得按大丰收的标准征购粮食，──浮夸者也以此来显示跃进成绩。结果，在对全区农民的“明夺强抢”中，上交了国家16亿斤粮。这一下子，基本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如此一来，秋收刚过，全区很多地方群众就没有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居然有的还把群众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逃荒！这下了罪名更大了，凡外出逃荒要饭的被批判为：破坏“大跃进”。为了维持所谓大好形势和形象，热衷于浮夸者，又组织人在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据一些老人回忆，当时拦堵群众外出情况，也有真有假，象商水的一些地方，是真拦的）。非但如此，有些浮夸昏了头的人坚说，群众将粮食瞒藏起来了，还在全区开展大规模反瞒产运动。
在如此荒唐的浮夸“演绎”中，最后，把一些群众手中的粮食进一步掏空……不久，因群众家中无粮，又不准出外要饭，即有饿殍出现。这一情况，直到1960年1~2月，中央来人解决问题，才有好转。
后来，信阳事件报知中央，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这是当时的一起“务虚名，而得实祸”的典型的事件。这里需进一步说明以下两点：
一是、1958年~1959年的浮夸风，在全国有一定的普遍性，但象河南信阳出现饿殍的，却是个案、典型。有人后来由此事件说及全国，或以“移花接木”之术，把它说成三年自然灾害在全国好多地区发生的现象，都是不对的。
二是、较为广泛的调查（希望有条件的人们都搞一些调查）表明，当年凡出现饿殍的地方，都与当地一些人官僚主义、浮夸、造虚假成绩有关。一些基础较差的地区，当时，只要实事求是，正视困难，实况实说，都能得到国家的及时济助，而免生祸事。
这里，我仍要说，浮夸的“跃进”是不对的；而毛泽东的跃进、实事求是的摸索跃进道路（不断改正自己缺、错）是正确的！
十 当年的庐山会议，本意仍是反左的，后来突然变成反右，其中“谜底”，今已现端倪
直到现在，有人仍用“对抗性”思维，来看待我们今天对历史的回忆和澄清。这不是科学的，尤其不合时下的和谐建构。本网民一直都认为，即使被我们回忆、澄清的那段往事中存在对抗，这也不是我们今天仍持对抗态度的理由。
本网民在此声明，如果我们今天的研究，是把历史的羁绊重新套给今人，这将是我们的罪过，──当然，若仅是个别人重蹈历史，则是可以理解的。
读了本网民以上九段文，人们也许大都会承认，毛泽东是大跃进的发动者，但他企求的是实事求是的大跃进；他的大跃进不仅仅是围绕经济建设，另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大跃进，克服干部的官僚主义等五风，培养、锻炼和考察接班人，提高广大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主义积极性（请注意，后来，毛泽东在7月23日的讲话中，又重申了这一点）。
人们也会思考到，在大跃进发动不久，在毛泽东发现自己头脑也有点发热──并不断做自我批评、另一些人则缺乏实事求是精神之后，他便坚持不懈地进行批评，——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一类批评讲话，毫不夸张地说，足够装订几本书。 据此，人们应当相信，他的克服“浮夸风、共产风和穷过渡”的努力应是真诚的；而今天的某些人，总用“‘弯弯绕’思维”，来臆猜毛泽东，是大错特错了。
人们更会分析到，自然毛泽东当时已处于二线，从1958年10月开始，又一直不间断地、坚持不懈地批评克服“浮夸、冒进”，那么：
（1）1959年的庐山会议，──其原意即纠左倾，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2）彭德怀上书批评“浮夸、冒进”的信，应该说同毛泽东的观点一致，起码应该说，彭写信反左的本意不是针对毛泽东的；
（3）鉴于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虽是多数派，但反“浮夸、冒进”时却（同彭总一样）成少数派，以及
（4）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一边做自我批评，一边对会议上争执的两派各打五十大板的情况……今天人们有理由推测，庐山会议的开始反左、后来却变成反右，是多数派的意志表现。由此，会议从反左转为的右，是毛泽东在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
这里，本网民注意到公开发行的《毛泽东传》的二十四部分。与其说，这部官方发行的大书，对这个会议写得绕山绕水、闪烁其词，不如说写得“真象庐山”──让人看来确是“横岭侧峰”。
这里，人们也不妨用点推理，去推导问题：
──在无论官方、民间，批评毛泽东不但早已公开化，甚至在精英中已成“时髦”的今天，一切不愿进一步公开和忌讳的“错失”，肯定已不属于毛泽东的了，只能是他人（当然，在国家的宏观的大政管理“统控”中，今天的这样做，有时是需要的）。那么，现在的一些精英们在为谁忌讳、回避缺失呢？
下边，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对这这段历史的回忆（《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也许能给我们以上的猜析提供点启示：
“回到住处（7月23日上午，毛泽东作了各打五十大板的总结性讲话后。本网民注），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形势变成了讨论彭德怀问题。于是，没有参加形势讨论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们都被召上了山，林彪后来也上山了。
“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参加会的同志谈井冈山时期的问题，林彪也发言说彭德怀一贯不听指挥不合作。于是我知道，对彭德怀是从红军时期清算起了。一直清算到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听到批评他“三分合作，六分不合作。”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有一个人针对李银桥的这一段回忆，分析说：
从这段回忆可以看到，毛主席在庐山会议的预定结束期里，完全没有要整彭德怀的意思；毛主席当时的确是退居二线了，所以，连中央全会也没有参加。否则，这样重要的会议怎么可能缺席？任由他人作重要决定，这更不是独裁者的作风。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彭德怀同志显然不是一个作风民主的人。他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才会跟许多人吵；也许，他是跟所有的领导同志都吵翻了天。
也有人针对这段回忆，作这样分析：
这段回忆也告诉我们，虽然毛主席想退居二线，但始终是退不了。可是，中央集体的意见是让他留下来，这不是享福，而是承担责任。当然，毛主席是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的，他不会推卸责任。民主的原则难道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吗？毛主席并没有想到要整彭德怀，但当集体决定要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时，他固然是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他不能否决集体的决定。如果毛主席是一个独裁者的话，他倒是可以趁这个机会否决集体的意见保彭德怀，从而显示自己的权威。但毛主席没有这样做，他尊重民主原则，个人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
本网民是赞成以上两种分析的。不过，我想补充我的几点看法：
第一、根据──从大跃进之后一直对毛泽东持批评态度的李锐所回忆，庐山会议的本来议程是总结大跃进以来的反左，开一个“神仙会”，让大家放下“左的”包袱。会议原准备7月中旬结束，后来，两次延长会期。第一次，由7月16日延长至7月23日，原因是彭德怀上书──尖锐指出：这样“轻松、愉快的神仙会”，解决不了左倾浮夸和冒进问题。这样，便使本应结束的神仙会延长为“激烈交锋”会。而到了7月23日，毛泽东根据左、右交锋，本准备在对左、右各打五十大板后，“再一次”结束会议。不料，其他一些负责人（多数派）不同意，要求解决彭德怀的问题。于是──有第二次延期，会议终于由开始的“神仙会”、“激烈交锋会”，最后转为“批彭会”。这一转变过程表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本意是纠左，是确实的。
第二、由毛泽东1958年月10月后一直纠左，到庐山会议上的本来的纠左宗旨，可以推理出：彭会上上书反左，矛头决不是指向毛泽东的（况且，彭在庐山会议前不久……，经毛泽东坚持，才得以成为国防部长），而是指向从中央到地方上搞浮夸的多数派。
第三、从现在已解密的很多文件中可以看出，其实在很多时候，毛主席都是少数派，不然，他就不会屡屡说出“大不了重上井冈山”的话来。很多说得有眉有眼的关于毛泽东整人的故事，如果有一天档案全部解密，我们定会发现那与毛主席无关。毛泽东只是在服从组织原则；服从多数人的决定。
第四、有一个现已公认的事实：由于彭总的优点，其实也是缺点，就是过于粗直。因为这一点，从中央到地方，他得罪很多人，有的甚至积怨很重。庐山会议上的批评，更是冒犯了多数派，会议后期，彭德怀并让多数派抓到了“直接冲顶毛主席”、“还有这样那样的危险言行”的把柄，──从而，不但使他的“批左”失力，使自己反而挨批。
第五、毛泽东只能一边服从组织原则，一边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力保彭德怀。据后来的人回忆，彭德怀被罢官后，毛主席就将他与别人隔离开来。这主要是让他与一些上上下下的领导人隔开，因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是难得要去见彭老总的。毛主席后来下令，任何人若想探望彭德怀，都须经他批准才行。 一些批评毛泽东的人为此反说：毛泽东多没情没义，彭德怀都罢官了，还要隔离他，不让人去探望他，安慰他。其实，这正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挨整干部即使自己身陷囫囵，还始终如一地敬仰着毛主席的原因。因为他们自己其实是知道这里的一切的。
当年的庐山会议，开始是反左，后来怎么突然变成反右了？这是今人心中的巨大问号！相信，这段历史也快解密了，其中《毛泽东传》，及本书编写后的说明，已给人们释放了一些信号。今天我写这些，──作为我的个人探究，上网发表，也应当是允许的。
我想，当年庐山会议，由反左变成反右，这里不管有多少恩恩怨怨，但有一点是极让人欣慰的，我党是一个极重组织原则的党，大家遵守纪律；另外，犯了错误，一旦发现，就坚决改正。毛泽东本人首先为我们作了示范。
苏轼有诗写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庐山会议，连同毛泽东的整个大跃进，如今仍有不同的解读。之所以如此，一是我们一些人还没远离毛泽东时代，还有“身在庐山”的重重视线遮挡；二是人都是按其利益所得分层的，各层人的目的不尽相同，所以，认识总有些不同。而收妖魔之利、心中有鬼的人，不喜欢、反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便处处见鬼，神仙也被其看成鬼！——并以此，谋划自己的“鬼话” ！
简短的结语
随着历史的逝去，岁月的流水冲去了当年当事者的情感、是非之纠葛埃尘，会使后来者对历史的视察变得清晰起来。从这一点上说，今人对毛泽东当年发动的大跃进和大跃进中的毛泽东，已有可能“洞若观火”了。
要声明：全文较长，其实可分多次连续发出。本文属旧文重发（去年5月曾在人民网上连载过10次），似不应再遇障阻。文中，比较敏感人事的名、词，均已作了“技术性”处理。
其次要说：这是我过去的一组共十篇文章的合成篇。这一组文章尽用张宏志、吴冷西的著作和《毛泽东传》的材料（这些材料的原本，我在上世纪７０年代末曾接触过，——但当时不准记录。根据我的记忆，张、吴的材料是真实的）写成。所以，本文的澄清历史事实的作用，都应归功于张、吴等人，我不过是代为宣传而已。
本来，是不准备再发此文的，怎奈，这些天，右派们又在写这段历史，有的有极大出入，故于匆忙中，将过去的十篇文章作了大的调整和修改，然后合十为一，发到网上。
这里，我还得郑重提议，想搞清这段史实者，不妨去亲读张宏志的《还清白于毛泽东》、吴冷西的《回忆毛主席》和官方大作《毛泽东传》；更应该趁参与这段历史的人，特别是广大群众，其中好多人还健在，多搞些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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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春天的惊雷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447 更新时间：200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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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大跃进中的毛泽东
总论
这一段时间，右派们又在利用我党“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口号，不断地以大跃进为题，反复地做他们自己的“文章”。我们不得不象当年的马恩“啃酸果子——去批判修正主义者杜林”那样，不断地“尾随着”右派走，把他混淆的历史还原，令他那李戴的张冠重还给“张氏”。
人民尽知，毛泽东出于共产党人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忠诚，无论在过去革命战争，还是和平建设，都坚决地要求破除迷信、思想解放、努力拚搏、积极跃进。不断革命和跃进，是当代真正代表人民、解放人民的根本标志，也是真正共产党人区别于剥削阶级政党、保持革命本色的根本措施。正是基于这一点，毛泽东一生都在坚持革命、主张跃进。而这所作所为，毛泽东又都是实事求是的，在他力主的1958年的大跃进中，也是这样。
在一些走资者图穷匕现的今天，走资者也渐现“范跑跑式的‘诚实’”，——开始公布自己的资本主义企图。我们人民今天也已十分明了，从昨天到今时，一切的对毛泽东的栽赃，其实只是服务于一些人的否定社会主义的战略谋图。
本文根据了张宏志《还清白于毛泽东》、吴冷西《回忆毛主席》和许全兴的文章（就是说，本文的著作权是属于以上三个人的），写述了以下十个大问题：
一 大跃进伊始，毛泽东即意识到会有“差失”而布置调查
二 毛泽东听取汇报，产生新认识
三 毛泽东确知某些人的浮夸和冒进
四 毛泽东批评“穷过渡”说：即使我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五 毛泽东针对浮夸，摇头撇嘴说: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
六 毛泽东要求“凡鼓吹高指标，鼓吹浮夸风的一律不登报”
七 毛泽东要求“浮夸性”宣传要转变：“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
八 1958～59年毛泽东屡次三番地召开纠"左"会议，他尖锐指出：“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
九 不幸为毛泽东言中——1959年，确有人因搞“浮夸”而得“实祸”
十 当年的庐山会议，本意仍是反左的，后来突然变成反右，其中“谜底”，今已现端倪
这是一个事实：毛泽东是大跃进的发动者，并且，为了发动真正的大跃进，之前，他还曾强烈反过“反冒进”。
但是，毛泽东的这一切，都是实来求是的。更因毛泽东是个辩证大家，又是一个无私的为国为民的执一奋斗者，他的几乎是前无古人的“始终同人民大众混在一起的”革命经历，使他得到了无穷智慧。他邃虑怀远、高瞻深瞩，早在建国前夕，就预测到自己队伍中会有李自成，会有意志薄弱者，会有中途“扭伤脚者”，于是，他早就吹风“不当李自成”，讲“两个务必”……建国后，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他也是洞察到“其中‘劫数’”而希图通过勇敢的“历劫”开创社会主义道路的。他提倡焕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力，提倡跃进，但因他也素知当时国人心态中的某些不公、不纯和不正，──又时刻警惕某些人“走极端”,搞假“跃进”真“冒进”。有一个铁证，即北戴河会议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但北戴河会议后不久，毛泽东便意识到有些人的浮夸、冒进，立即要求全党进行实际的调查研究。
某些人有这样的一个怪逻辑：说到大跃进，他们认为这是浮夸、冒进；而说到自己的浮夸、冒进，他们又说，这是毛泽东逼出来的。其中荒唐，──远离历史纠纷，早已站到历史纠纷之外的今人，是不难辨识的。
一 大跃进伊始，毛泽东即意识到会有“差失”而布置调查
1958年10月,他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做调查,以便有效的纠正一些人的"左"倾错误,使人民公社运动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出发前，毛泽东作了如下的讲话，──以下是吴冷西的回忆(吴冷西:《忆毛主席》)：
……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泽东郑重地告诉我们,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们照本本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一一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
毛主席还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时，就不要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加如此),找群众谈话时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个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他盼咐我们下去不要张扬。
根据毛主席的嘱咐，我和田家英一行10月10日夜乘火车离京南下,第二天抵新乡下车。我们同新乡地委商定,当天下乡。田家英一组留在新乡去七里营公社调查,我带一组去修武县。四天为期,然后调换,我回七里营公社,田家英去修武县。
关于修武调查：
我和记者们10月29日下午去修武县,我们先请县委一位副书记介绍全县办成一个大公社(13万人)的一般情况,然后分别同城关大队(原为公社)大队长、五源乡(大队)的支部书记、艾曲乡(大队)艾曲村的生产大队长谈了话。还召开了群众和下放干部座谈会,最后才请县委书记单独谈他们对一县一社的看法。在修武县调查的四天中,我们还利用晚饭和中午歇晌的时间串家走户,同个别群众接触。
从调查中了解到,这个一县一社是由原来245个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县统一收支,生产资料全归公有,由公社(县)统一调拨,生活资料的日常消费由公社供给,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说,他们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男女老少都实行低水平的供给制,办了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接触的干部和群众生产情绪很高。当时，正巧碰上他们全县总动员大炼钢铁,男女老少爬高山,背矿石,不叫苦,不叫累,兴高采烈,十分感人。因为办了公共食堂,大部分妇女都上山了。但从中也了解到,由于大办钢铁,地里庄稼没人收,只见低年级的小学生在拾谷穗。地里的棉花大部分没有摘下来,只有幼儿园的老师带着一些小孩摘一点点,据财贸干部对我们说,本该收籽棉900万斤,到10月底只收到159万斤。敞开肚皮吃公共食堂当然大家高兴,许多人都说,一生也没有像这两个月吃这样饱的饭,但好几位老人(有的原是贫农,有的原是中农)都在发愁,说:"这样吃法长不了。
最后我们同县委书记谈了一个晚上,他先说了一县一社的优越性,也谈了今后三年规划,但提出了不少关于全民所有制的供给制疑问和顾虑。
11月1日，我们我同田家英进调查轮换，我从修武县转到新乡，田家英则从新乡转到修武。
那里是另一番天地。新乡县委给我们简要介绍时,着重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像修武那样搞一县一社,只搞了一个"县联社"的招牌,似乎他们以为我们是赞成一县一社的。新乡人口和耕地都比修武多,经济比修武富裕,粮棉都高产,每人平均分配也高于修武。
第二天,我们去七里营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挂起"人民公社"牌子的公社。这个公社有5个大队,79个生产队,人口3万,耕地9万亩。年收入1218万元,是新乡最富的公社。这里给我们的印象最新的是,他们实行了供给制。据公社书记说。他们实行十六"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以至理发、洗澡、缝纫、电费,都由公社包了,这十六包的费用每人一年共78元。
调查了七里营公社以后,我们又去看公社所在地周围的两个大队(刘庄和陈庄)。其中刘庄大队(即史来贺同志当支部书记)给我印象特好,主要是那里干得实在,说得也实在。史来贺同志,既讲成绩也讲困难。他的大队有800多人,1900亩土地,总收入31万元,人均分配104元(1957年即为96元)。当时他正在发愁的是还有三分之二的棉花在地里没有人收。大部劳力上山炼铁去了。
兴宁人民公社搞男女老幼分开居住 在新乡,我们还调查了一个公社一一兴宁人民公社。这是一个4000户、2万人口的社,实行军事化,全公社编成了15个营,50个连。尤其特别的是,实行房屋公有,搞集体住宿,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中居住。我们具体的调查了东郭大队,这个大队共有224户,开始时有150户男女老幼分开住,现在仍有60户集中在8个地方,男女各住4处,实行礼拜六制度,回家度周末。据大队干部说，这是公社统一布置的,大多数人意见很大,只有少数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的愿意分居。大队干部说,正考虑改变作法。我遇到公社干部时,就顾不得下来调查前规定的守则(不要随便表示意见),忍不住指出这种拆散家庭的做法十分错误,共产主义不是不要家庭。那些公社干部还想不通,说河南许多地方都这样作,并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这位中央负责同志不是别人,就是刘某某。
刘某某不但在河南主张这样做,而且还到江苏去推广。1958年9月19日-28日,他到江苏视察时,在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个条件时,同在河南讲的一样,他是这样说的：“……第四,改善社会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刘某某认为，"男女老少换班",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家庭革命"的一个举措。(以上所引,见《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同志视察江苏城乡》)
二 毛泽东亲自调查并听取汇报，产生新认识
吴冷西和田家英的河南调查，不久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对大跃进的一系列问题已有了新的认识。以下，仍是吴冷西的回忆：
调查告一段落，我们即回郑州向毛主席汇报,──在我们赴河南时，他本人也走出红墙，亲自开始调查，11月前后，便到了郑州。
关于"一县一社"问题。11月6日,我们从新乡到郑州,当晚毛主席要我们向他汇报。我们按原来计划，先扼要介绍情况，后由我着重汇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
我说到：修武县委书记虽说一县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他认为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国营工厂和国家的关系,公社的产品不能全部由国家调拨,国家也不能供给公社需要的所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提出,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那么,有两个问题他担心不易解决:一是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产品。我说,这位县委书记既怕灾年饥荒,又怕丰年谷贱伤农。我还说到修武县委书记怀疑他们实行的低标准的供给制,能否叫按需分配。我说这只能是很勉强的"温饱"。
毛主席详细地问了县里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互相间进行哪些交换。我汇报说,修武县同国家的经济来往主要有两种:→是纳税,主要是农业税即公粮,工商税不多;二是交换,主要向国家交售统购的粮、棉、油料等农副产品,和向国家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种交换都是商品交换,现金结算的。
关于供给制。毛主席对供给制也很关心,在田家英汇报时,详细询问了七里营公社十六"包"的具体内容,并且提出,这样低标准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谈到,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是新乡地区包得最多的,但标准仍然很低,"食"是吃饭不要窍,都吃公共食堂,据估计一年需42元(菜、肉未计)。"衣"一项是一年21尺布,二斤棉,两双布鞋(因妇女上山炼铁、下大田、不能做了)共18元,医药费每人每年2元为限,产妇补助一斤红糖,20个鸡蛋,殡葬和结婚各补助10元,看戏不要钱,那年只看了一次戏,六次电影。田家英和我都认为，这只是平均主义,不能说是"按需分配",更不能说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听完汇报，毛主席的认识有以下几点：
(一)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会损害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毛主席谈到一县一社时提出,一县一社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搞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己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二）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谈到修武县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谓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一起,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拨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端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三）把夫妻分开搞集体住宿,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的好。(按:所谓搞"集体住宿"即某某鼓吹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的做法,把男女老少分别编班集体住宿3"搞军事化生活","行动战斗化""以便男女老少各自能够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
(四)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吴冷西:《忆毛主席》95-103页)
三 毛泽东确知某些人的浮夸和冒进
在本网民的认识中，从来都认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刚建立后的一段时期内，老一辈们在探索中前进，出现冒进，或反过来，出现某保守，都是可能的。只要事后改正，今人就不应有过多的指摘。但有一点必须搞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就应承认什么。
现在，我们本着以上精神，来看当年哪些人在搞浮夸风？又是怎样搞浮夸、兜售所谓的"共产主义"的。
1958年9月1日──28日,某某某到江苏视察,又大谈"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问题。"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呢"?他指示应该做好五件事：
第一,要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第二,彻底把妇女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第三,大规模地进行技术改革,改革各种劳动工具,提高劳动效率;
第四,改善社会的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
第五,发展多面手,一人多艺,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
某人认为，做好这五件事,不仅可以解一决劳动力紧张的困难,而且将会使整个社会的劳动制度、劳动组织发生根本的变化。
这里，某人讲的"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的五个条件,实际上就是他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不同的仅仅是变了一下说法:在河南,是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五个条件。在江苏,是作为"建立美好共产主义生活"的五个标志。他特别注重第四条,即"改善劳动组织……",他把这一条看作是"共产主义家庭革命"。他所倡导的"家庭革命",就是康有为《大同书》中破九界之说的"破家庭界"。无论是在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还是在河南、江苏视察,他都反复强调这一条。
原来,某些人搞的"共产主义”,不是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此胡闹,岂能不天下大乱!
某人在河南的具体做法：
例如一家三代同堂,则将夫妻、父母、儿女分开,各自编在青壮年男子班、青壮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别各自到各自的营房住宿(原来社员的房屋,由公社统一调配,分为集体住宿营房和家人团聚营房)。每星期准许夫妻、父母、儿女回团聚营房住宿生活一次,第二天即返回各自集体营房过军事化生活,如此循环往返,群众对此很是反感。
毛泽东知道后批评说:这是胡来,哪有共产主义不要家庭的呢?这不是帮国民党蒋介石诬蔑共产党的忙吗?哪里这样做,我就支持哪里群众起来造反。
某人到江苏视察,还大肆兜售他在徐水、河南实行"供给制"的做法。他在江苏常熟视视察时说:"实行粮食供给制以后,将提高人民共产主义觉悟。"他问和平公社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起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提心受苦?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晗江在汇报中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某人听后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某某某同志视察江苏城乡》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某人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这样的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哪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
某人的关于实行"供给制"和实行全民所有制的主张;不仅在国内大力宣传实行,而且对国际友人也大讲特讲。1958年10月3日,他在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中也谈到吃饭不要钱。他说:"现在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说"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某人立即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此时，彭真也插话说:"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建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过渡。"毛泽东说:"按照某某某、彭某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187、189页)
据1958年的统计,显然是夸大了的统计,中国农民人均月收入是70元,这样的贫穷状况向共产主义过渡,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一些人所说的向共产主义过渡,实际上是平均主义。其后,某某某、彭某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又提高了一些:人均收入150元一200元就可向共产主义过渡,等富起来了再过渡困难就大了?!毛泽东反复地指出: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必须有生产的极大发展,物质条件极大的丰富,还有一个人民觉悟的极大提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不是马列主义。
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地讲,一些人就是不听,我行我素。致使毛泽东不得不召开一系列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里需要提到这样一句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长期以来，宣传、理论界没有说清楚在历史运动中搞"穷过渡"的是谁?反对"穷过渡"的是谁?致许多不知底细的人,听了这句话，都在猜,一直猜了20多年（不少人甚至直接暗示：这是毛泽东的错误）。到了今天，人们才弄明白,搞“穷过渡"的是别人；反对"穷过渡"的却是毛泽东。
然而，历史却已发生了一个大误会,一些人说,毛泽东搞的是"穷社会主义"。对于这种误会,在不断翻开历史真实一页的今天，真正撰写历史的人民，会作何感想？
四 毛泽东批评“穷过渡”说：即使我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现在的人们大都会承认，任何人都会有错误，尤其是事业的开创者。今人，当以这样一个客观的态度，看待老一辈在社会主义探索中所犯的错误。不过，应当搞清历史，是谁的错误就是谁的错误，不可张冠李戴。本文，仍在说明，作为大跃进的发动者，毛泽东虽也有这样那样的缺失，但作为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却一直是十分清醒而又实事求是的。并且，从来都反对不切实际的浮夸、冒进。
前边，我们揭示了“穷过渡”的提倡者（也从侧面指出某些人混淆视听的错误），及毛泽东对此的已有的批评态度。这里，我们则进一步地说明这一点。
根据吴冷西等人的回忆，毛泽东当时反复说：中国是个大国,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某某某1958年7月14日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见吴冷西:《忆毛主席》137页)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这是批评某某某、某某某和彭某等人持“穷过渡”的观点)？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泽东又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按:此指某某某、某某某和彭某)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指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会议──本网民注）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过渡。
吴冷西回忆说，谈到这里,毛泽东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忙忙的过渡。我今每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候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按:此主要指当时的一些重要负责人一一笔者注)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参见：吴冷西:《忆毛主席》一一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111一112页。
后来，根据《人民日报》报导，某某某在河南视察,听取了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毛泽东也于1958年10月派吴冷西和田家英率领调查组到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作调研,进一步“认”证了某某某等人搞“穷过渡”的后果。
在某某某的明确要求下，七里营和修武人民公社，实行了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共负盈亏,贫队和富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实行十六包；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等等。
毛泽东知道后批评说:这是胡来,哪有共产主义不要家庭的呢?这不是帮国民党蒋介石诬蔑共产党的忙吗?哪里这样做,我就支持哪里群众起来造反。
接着，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一些人所说的向共产主义过渡,实际上是平均主义。其后,某某某、彭某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又提高了一些:人均收入150元一200元就可向共产主义过渡；某某某和彭某认为，等富起来再向共产主义过渡，困难就大了。
毛泽东反复地指出: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必须有生产的极大发展,物质条件极大的丰富,还有一个人民觉悟的极大提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不是马列主义。
五 毛泽东针对浮夸，摇头撇嘴说: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
现已掌握的各种资料表明，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搞浮夸、说大话的第一人，是前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此人在战争年代曾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即表示，河南今年增产几百亿斤不成问题，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毛泽东根本不信，认为这不可能、是一种形“左”实右。
而此人根本不听毛泽东的批评，不久便用“事实”来“反驳”毛泽东：河南遂平县出现了小麦3200斤的报道，接着，河南西平又出现了小麦7320斤……从此，浮夸风愈刮愈大。一些大搞浮夸的人把这种虚报产量称之为放“卫星”。
该年7月14日，某某某到山东视察，一个公社的干部向他回报说：玉米、谷子，每亩3万斤至5万斤，地瓜（红薯、山芋）30万斤，籽棉亩产1万5千斤……某某某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这是一个革命。这一讲话公开报导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报导,也跟着改变了腔调,变成了亩产数万斤。(见1958年8月4日《人民日报》)
1958年8月,某某某又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3000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的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见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某某某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现在回过去看，当时某某某亲手培养的"共产主义"典型徐水县,其浮夸风之严重，当是全国之最。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某某某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某某某却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前边说过，一些反对毛泽东的人们,他们有自己的逻辑：他们说,大跃进是错了,因为大跃进搞浮夸;他们对搞浮夸的人说,浮夸是毛泽东的错,因为他发动了大跃进。大家看,这些反毛泽东的人们遵守的就是这样的逻辑。
还有一些貌似客观公正的人,他们说,虽然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搞浮夸,但不能全盘否定?于是他们绞尽脑汁发明了一个新词:"晚年毛泽东",晚年毛泽东是错了！其实，无论对毛泽东全面否定，或否定晚年毛泽东,这两种人的共同之处是"自编历史,张冠李戴"。
我认为，刚建国，共产党人无建设的经验，犯点诸如浮夸，抑或保守的错误，本属在所难免。关键在于：能否实事求是，直面错误，不要诿过。是社会主义造成的错误，还是资本主义思想产生的错误；对今日来说，要搞清“浮夸风来自何方？何人?”澄清之后,是谁的就是谁的,不颠倒是非，以便今人正确地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要知道，有个别人正是通过张冠李戴，来指证毛泽东的失误，最终否认社会主义的）
某某某的浮夸,已为大量事实所证明,现在我要问：有谁听过、看过，或掌握了毛泽东的浮夸呢?
实际上，毛泽东一向反对浮夸风,向浮夸风做了坚决的斗争。浮夸风作为党内的一种势力,虽然克服它是很困难的，但毛泽东始终不懈!
请看下面的几件事: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人民日报》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戏地站在稻秧上,毛泽东摇头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
毛泽东到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139页)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产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平均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负责人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积极性了。
1958年11月初,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按:国民党报纸一一笔者注)。"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为争取今年实现钢铁翻一番、为生产1080万吨而奋斗。会间毛泽东向与会人员询问:现在钢铁生产仅400万吨,到年
底还有4个月,4个月能生产700万吨钢吗?大家都说能行。毛泽东非常感慨,他引用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中国共产党60年大事简介》,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462-463页)。毛泽东还说:"108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怎么得了(吴冷西:《忆毛主席》第95-103页)。
然而，20多年来,无论党内和党外,竟然冒出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公然说:毛泽东不知道一亩地产多少粮食。硬要把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按在毛泽东头上,说什么浮夸风是毛泽东鼓吹起来的。他们的公式是:大跃进搞浮夸,浮夸风就是大跃进。他们翻箱倒柜,把大跃进的历史翻了个底着天,但是,却没有找到毛泽东鼓吹浮夸风的一点事实。
那些说毛泽东鼓吹浮夸凤不知一亩地产多少粮食的人,应该还记得《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简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吧,这个"纲要",是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农业十七条。同年12月,发各省征询意见,1956年1月形成农业四十条草案。经过两年实践,1957年下半年,做了第一次修改,1957年9月20日一10月9日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扩大)基本通过。毛泽东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比较适合中国情况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原来有些主观主义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它改掉了。"1958年作了第二次修改,1958年5月5日-2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大会通过。1960年4月,提交二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
《纲要》要求，从1956年起12年内,粮食亩产量黄河以北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河以南达到800斤,棉花(皮棉)亩产量按各地情况分别提高到40斤、60斤、80斤和100斤;并且要求各地农村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技术、农业劳动生产率、交通运输和商业及邮政、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在12年,得到一个大发展。
这个《纲要》在党内正式通过的时间是1958年5月下旬。这时,正是大跃进发动初始。毛泽东亲手制定,经过4年准备,与14个省区负责人商讨,两次中央会议讨论适才形成。《纲要》的产生,可谓慎之又慎。毛泽东花4年的心血，所产生的文件在其墨迹未干之时,党内竟有人说，毛泽东头脑发热,鼓吹高指标,大刮浮夸风。
并且，一直到今天，我们不少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还在抱定那个决非事实的历史──说毛泽东搞了浮夸和冒进，人云亦云。我得再次为精英们的理论研究能力、创新能力悲叹！
六 毛泽东要求“凡鼓吹高指标，鼓吹浮夸风的一律不登报”
有人认为，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的；毛泽东的大跃进在实践上就是“穷过渡”“搞浮夸风”“大冒进”。这一观点的荒唐在于用“两极思维”去套用辩证法、去框改实际。这好比一个神经病人说：俺要么饿死，要么──你自然叫我多吃、吃饱点──俺就只能拚命地吃得撑死，撑死的责任就是“因为你叫我吃饱！”
殊不知，现实中的任何物事，除其两极，还有若干个中间性层级。在大跃进问题上，即在当时，毛泽东的大跃进理论，就在同“浮夸”“冒进”“穷过渡”的言行斗争着。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以上五点，我们已讲了许多。我相信，随着历史真实面目的揭示，这方面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地被公布出来。
今天，我要继续说，早在大跃进之初，毛泽东以其辩证法的睿智──很快就发现了一些人的言行“极端”，便明确要求，凡鼓吹高指标，鼓吹浮夸风的，一律不登报；他还到处劝诫人们，不要吹牛皮、放大炮，要实实在在。
据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回忆，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中，毛泽东先后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要敢于抵制“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吴冷西回忆说：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63、第64页）
报纸宣传要慎重，不要讲过头话 “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专门找我就《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做了五点指示：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也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事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报纸对一些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面明确。意识形态上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后来陆定一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0、第72页）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寻索“下文”的，请有心者、有条件者日后努力为之：
第一，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已专门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叫他注意在“报纸报导上，不要尽唱高调”，“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但后来的风却越刮越大。
第二，毛泽东于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对报纸的宣传问题，又专门作了五点指示，并要求在“今年夏天召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问题，吴冷西已将毛主席的指示向中宣部部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某某某和某某作了传达，而这些人却以“夏天太忙秋后再说”，未贯彻执行，致使“五风”越演越烈……
第三，1958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一次找吴冷西和胡乔木谈话，指出：《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是舆论机关，“不要讲过头的话”，对外宣传如此，对内宣传也不例外。然而它们鼓吹浮夸风、高指标、“共产风”却有增无减……
以上情况表明，毛泽东的大跃进，仅是要求科学的加快速度的前进，──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那种因毛泽东提倡大跃进，就搞“浮夸风”“大冒进”“穷过渡”，──对大多数的干群来说，是一种认识实践的不成熟；而对极个别人来说，也许另当别论。
七 毛泽东要求“浮夸性”宣传要转变：“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
吴冷西的一系列回忆，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起,一直到1959年的6月底,都一直在要求《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努力做到：
──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抵制"五风"，对"五风"的问题,不要宣传,不要登报,"要卡住"；
──在宣传中"要实事求是"；"要做冷静的促进派,不要做冒失的促进派"；
──"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道理"；“搞浮夸风不好"；"不要华而不实"；"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
──"你是记者的头子,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楚,要实事求是"等等。
吴冷西在回忆中还说:"1957年6月13日,在党中央决定他去《人民日报》任总编辑时,毛泽东就曾告诫过他：“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57-158页)
毛泽东这一系列指示,吴冷西于37年后，还回忆得清清楚楚,并且在他所著书的末尾保证道：他所说的主要意思是绝对不会错的。并说:毛泽东对他这一系列的谈话都有记录,现存在中央档案馆里。
现在看来,毛泽东对吴冷西的这一系列谈话,对他提出要抵制"五风"的诸多要求,他当时是听入耳的。然而,他如今后悔道：当时，自己──有的却没有很好地执行，不少时候，反而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利用《人民日报》这个宣传阵地,大肆鼓吹."五风"，为"五风"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这太不应该了。
吴冷西在回忆中，还自我检讨说：
“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盯瞩,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把宣传口这一关的负责人‘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相对单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毛泽东是少数派。所以，我也只好‘随大流'，跟多数的领导同志走。特别是跟着把宣传口关的主要领导人某某某、某某某走。……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
“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特意找我专门指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导,发表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还说,‘他对报纸宣传有一点意见,过几天时间空一点了，再谈。’”(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04页)
过了十多天，即1958年11月22日,毛泽东确实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导,找了吴冷西作了长谈,吴冷西回忆道：
“毛主席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二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坏话,不让讲怪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凤就不好。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子想想是否真实,是否符合道理。”
毛主席还批评道：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不好，要引以为戒。
吴冷西的回忆还说，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后,又归纳为四个意见：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象,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上的。当时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这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提示：对毛泽东的指示不但不听,就连写上《决议》的话也能删掉,可见这位政治局委员非同一般。一一本网民注)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说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的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
毛主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清醒，要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到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一一这时毛主席指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更要清醒,要实事求是。”
第四,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毛泽东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听了此话，某某某却说：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08一第113页)
读了吴冷西的上述回忆,我们会清楚的看到,毛泽东从1958年3月的大跃进的发动起,一直到1958年11月12日,先后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大跃进运动中和人民公社运动中,作新闻报道时,如何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坚决抵制“五风"的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但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并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一昧地鼓吹"五风”,为"五风"推波助澜。
直到1959年6月,毛泽东只好责成主管宣传口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某某某和彭某,要他们立即研究宣传工作如何转向的问题。
6月20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在批评浮夸风和高指标之后,转而谈到宣传问题时,他严肃地指出:“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中央社和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宣传机构)毛主席还说:“我看《人民日报》,只看一些新闻和一些学术文章,对其他的东西不大有兴趣,它们吸引不了我。不过《参考资料》和《内部参考》我每天必翻,这两种刊物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记者协会的《新闻工作动态》也不错,反映了新闻界的一些思想动向,可以看。但公开的宣传,不论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顾左右而言他。”(吴冷西:《忆毛主席》第36-141页)
显然，毛泽东6月20日的话，是针对一位负责同志而讲的,因为这位负责人多次在会议中讲到宣传问题的时候，都主张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42页)
往事已矣！现今人已没有必要去追究当时的前辈人的责任。我们只是应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找到当年真正的症结，以发“见”自己的真理。
──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一切前驱淌（趟）道者，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意识没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其实都是有这一社会性功能的。
八 1958～59年毛泽东屡次三番地召开纠"左"会议，他尖锐指出：“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
在梳理大跃进材料的过程中，我总的感觉是：一、毛泽东出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一方面坚持大跃进，一方面在努力避免和克服大跃进中的左的急躁冒进，以及形“左”实右；二、毛泽东以满腔热情对待同志同事和跃进事业，苦口婆心地讲，手把手地教，──起码在当时，他是认为在前无古人的跃进事业中，犯点左的，或右的错误，是正常的，是一种磨练，是对“自己”的接班人的考验（历史告诉人们，就是在毛泽东对浮夸、冒进的批评中，──也正是那个时候，一些人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
大跃进发动不久，即1958年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不久,毛泽东便深入河北、河南农村,进行调查。及时发现了某些人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而宣传口的某些主要责任人也在舆论宣传中推波助澜。报纸上许多左倾报导,在干部队伍和广大群众中造成一定的混乱。
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频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下大力纠正"左"倾冒进。
第一、第一次郑州会议
1958年11月2~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开始,毛泽东领着与会者学习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阐述了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并着重指出当时存在的问题。
1、强调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他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
2、指出现阶段还不能取消商品经济；在当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发展。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评某某某和陈伯达等人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错误观点。毛泽东说: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有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小生产者；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品,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 (参见毛泽东11月9、10日在郑州会议上讲话文稿)
3、提倡实事求是,不许说谎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他强调: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慌,人民是骗不了的。关于改进干部作风，他说：干部工作作风的好坏,对群众生活影响更大,必须特别注意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处理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虚报成绩、隐瞒缺点。
4、建议读两本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澄清混乱思想,统一认识。会议期间,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认真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信中写道:"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
可以说，第一次郑州会议仅是毛泽东为纠正"左"倾错误，开的一个头。
值得今人注意的是，尽管毛泽东当时千辛万苦地力纠"左"倾错误,对人们进行耐心的教育,然而一些人并没有听。郑州会议结束后不久,一些负责人照样利用《人民日报》鼓吹浮夸风。11月2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省是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3倍。……其"共产风"、"高指标风",照旧鼓吹,并有增无减。
第二、武昌会议
毛泽东为了继续纠正"左"倾错误,1958年11月21~27日,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反复强调，要纠正"左"倾错误。其主要之点：批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指某某某),我看不符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
毛泽东要大家集思广益。他说,我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才好?经过这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都说那个办法比较好,那么办法就比较可靠了。
毛泽东强调"压缩空气",把高指标压下来。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有点右倾机会主义了。
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摘,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明年3000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毛泽东在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还讲：强调破除迷信,但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这不但是科学,这是自然规律,客观法则,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没有一处证明人可以不吃饭。他强调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关于"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法权,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高过大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反得越干净越有力越好。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详见，毛泽东: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第三、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1958年11月28日~12月2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从理论和政策上阐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一次会议，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前一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左"倾错误的成果。
毛泽东批评了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在《决议》中，毛泽东加进了好些精彩文字。并且，这些文字，是专门针对某某某和某某某等人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中的一些观点的。
"决议"对否定商品生产和浮夸风作了有力批判；"决议"要求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决议”对否定商品生产和浮夸风也作了坚决的批评。
12月9日,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对继续纠正"左"倾提出了以下意见:"对苦战三年,基本上改变农村面貌"的口号表示怀疑；要求做到计划要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超过计划；强调要估计人民公社和人民政权存在着巩固和垮台的两种可能性； "决议"澄清了有些人以为公社化要把个人现有的消费财产拿来重分的误解； "决议"规定人民公社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
在这次会议上，还有几个问题，需在这里作个交代：
一是,毛泽东从1956年就提出不作下届共和国主席的建议,这次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公报》说:八届六中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195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会议内定由刘少奇接任这一职务,并由他酝酿提名下届政府领导人人选名单;交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审定,再交人大选举。
在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我不能再做国家主席了,我应当退到后台上,让别人干。他没有指名让谁来当国家主席。这个提议使大多数不知内情的与会者感到愕然。经过一阵沉默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说,都不提,我提刘少奇同志当国家主席。没有人表示不同意,毛泽东本人也没有反对。这样大家鼓掌通过,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二是,毛泽东虽然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花了很大力气纠正"左"倾错误,并且亲手在《决议》中加了大量纠正"共产风"的文字,然而在《公报》中对毛泽东所作的努力却只字未提。这说明当时坚持"共产风"的力量还相当大。
三是,反浮夸风,也是这次会议重点之一,然而《公报》中只用"反对浮夸"一句话带过。毛泽东反对浮夸风的许多精彩讲话,也只字未提。
四是,钢、煤、粮、棉四大指标虽然降低了一些,但仍然偏高。八届六中全会,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主动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但现在看来，当时订的经济建设指标仍然不太切合实际。
第四、第二次郑州会议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泽东于1959年2月27日~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
在会议中,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毛泽东说: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一一本网民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3月5日毛泽东讲的这番话,显然是对某某某和某某某等人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严厉批评。
毛泽东接着强调：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 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错误倾向；三、指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
第五、上海会议
1959年3月25日~4月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内容基本同前，此略）。
我在此篇的开头就说过，──这里再次重申：当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同时，努力克服左倾，是以一种满腔热忱，对待同志同事和跃进事业的，他苦口婆心地讲，手把手地教。当时，他是认为在前无古人的跃进事业中，犯点左的，或右的错误，是正常的，是一种磨练，是对“自己”的接班人的考验（前边已讲到，就是在毛泽东对浮夸、冒进的批评中，──也正是那个时候，一些人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的）……
──本网民正是本着对毛泽东、毛泽东事业的这一理解，（根据实际材料）来编写这一组文章的。本网民热切地期望，人们不要用异思旁想，尤其不要以古怪的心情去阅读这些文章。
认真读了以上文字，不带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为了纠正一些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从理论指导,到具体安排,到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尽见深邃、详尽和严格。他有时苦口婆心,要求实事求是,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有时也显得声色俱厉:……要代表1000万队干部、5亿农民呐喊，而更多的则是和风细语、耐心细致，不厌其烦地给一些人讲理，给某些人送书，给有关人们写信，开导他们、让他们研读、同他们讨论……等。
这些事实告诉人们：毛泽东的当年，是坚持大跃进的；并要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引向正确轨道；是要培养好接班人，是要象以往引导农民走向革命那样去锻炼人们。毛泽东对人民、对事业的忠诚、大公、无私，对同志同事的关爱、正直,确如日月行天，江河径地！
而今天，有一些人,总用自己的古怪心情，去说毛泽东……
好了，说就说吧，真理、真“正”和伟大,是喜欢人们去说的。毛泽东的真理、真“正”和伟大，既在正确性宣传中播散，也在批评和攻击中显现自己的科学性和生命力：比如毛泽东预言的一个又一个兑现；比如毛泽东对右派的存在及其本质的正确“指定”；比如毛泽东对“一些人之所以不喜欢社会主义”的客观性论证,──都正在由一些人的批评攻击而完成！
九 不幸为毛泽东言中——1959年，确有人因搞“浮夸”而得“实祸”
我在前边多次说过，对当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冒进，当放在那个──很多人都急于让中国富强，但缺乏经验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即有其“难免”性。毛泽东当时的批评，有时尽管很严厉，还是留有“一边力求克服浮夸、冒进，一边保护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分寸的。自然如此，今天我为什么又要编这些文章呢？作用在于，搞清历史本来面貌，使今人和后人能正确地总结经验。
不过，──我总想，个别人也许另当别论。现在看来，当年的河南吴芝圃可能就在“另当别论”的“个案”中。
有人反复问：毛泽东的大跃进究竟对还是不对？这里我可以回答说：浮夸式的“跃进”是不对的。毛泽东的跃进、实事求是的摸索跃进道路（不断改正自己缺、错）是正确的，现代中国需要自力更生的实实在在的跃进，不自力更生地跃进，我们永将当别人的奴隶，我们永将落后于他人！
有道是：人非圣贤，孰能无惑。有网民说，在大跃进中，毛泽东本人也有“离奇的头脑发热”的言论。──不需隐瞒：过去，本网民也曾在某些个正式会议上听有人讲过这些。但，──同样应实话实说的是：一直至今，对有关毛泽东自己的“离奇的头脑发热的言论”，我都没找到可靠出处。在本网民昨天上午发的那篇文章后边，有人跟帖又说到了这一点，我便立即请教其出处，可惜，他答非所问。
我想，从毛泽东本人后来──直至庐山会议，有时作的自我批评的情况（请看《毛泽东传》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部分）来看，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之初，即使有过一点“头脑发热的言论”，也是：一是时间极短，二是因听信别人的汇报，三是当时（1958年月10月份前）浮夸还不那么离谱，不那么严重。有无数可靠的材料证明，毛泽东从1958年8~9月份北戴河会议发动的大跃进不久，──到了10月份，面对一个个高指标、高速度，就心存疑虑，即派吴冷西、田家英外出调查，随后他也亲自走出红墙，并要求人们不要搞浮夸。（至于庐山会议上的一些讲话，有各种版本。真正可靠的版本尚待解密，并且其中夹有更为复杂的，反“浮夸、冒进”之外的斗争。下一篇，我将写这一点，不知能否上得了网）
一个不争的事实为：1958年月10月后，毛泽东几乎每到一处，都要求人们实事求是。有时，还对自己在大跃进之初的某些“过热”情绪做自我批评。然而，因当时他确是少数派，──并因他从1956年后，为培养接班人，已实际处于二线，尽管他的反浮夸、冒进的呼声越来越高，有时也愈来愈严厉，但收效不大。后来，遇有严重情况，毛泽东不得不发出警告。这些警告之严重，莫过于这样几句话：
──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参见，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39页)
──明年3000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如此等等，还有更多，此不尽详。面对毛泽东的严厉警告，可有人就是不听，一意孤行，终于导致一些严重后果。当我们今天调查当年，或打开历史卷宗，有一个典型，是令人难忘人的。这就是被毛泽东不幸言中的“务虚名,而得实祸”的典型，即河南省的“信阳饿殍事件”。这在当时，是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影响极其恶劣。我猜想，改革开放后，某些人说当年饿殍有X千万的谣言，大概即由此“膨化”而生。
我们在前边的文章中，已用大量的材料说明，河南省的吴芝圃（此人在战争年代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是当时全国浮夸、冒进的第一人，并且固执己见，一意而行，多次把毛泽东的正确批评当耳旁风。到了1959年，终在信阳地区酿成“饿殍”大祸。
在吴芝圃的浮夸“强权”下，河南省的各地，尤其是信阳地区，首先是遂平县，最早刮起浮夸风、“共产风”，且越刮越大。早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就吹牛皮，说今年河南要增产几百亿斤粮食，并实现水利化……毛泽东批评吴芝圃说大话，搞高指标。吴芝圃置若罔闻，越搞越离高谱，甚至提出取消商品，取消货币，搞直接的物质分配，搞供给制，越走越远。
1958年9月16~18日，一个中央负责人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某某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报导说，某某某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新乡七里营公社、修武公社会 （全县一社）和遂平公社（全一社）党委的汇报”。如是，遍及河南全省的浮夸、冒进，获得了这位负责人人的支持。不久，吴芝圃一跃而成为河南省的一把手，当上了省委书记。其后，吴芝圃便更加地“浮夸”和“冒进”。
毛泽东通过别人的反复调查，以及自己的调研，很快发现了吴芝圃的问题。为了大跃进事业和关心干部，毛泽东及时对吴进行了劝诫和批评。这些劝诫和批评，──现在能查到的，有这样几次（以下，参见张宏志的《还清白于毛泽东》）：
──1958年毛主席在专列上听吴芝圃汇报后，指着窗外光秃秃的山头说：“你一年能搞成绿化？我不信”
──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向毛主席汇报河南能搞几百亿斤粮食，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主席也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主席说：“试试看……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
──毛主席亲自主持两次郑州会议，会上毛主席提出人民公社要“在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吴芝圃却坚持大队为基础。毛主席到武昌后又亲自给吴芝圃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他：“你不要再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
──1958年，吴芝圃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以实现四化（即：粮食达到四、五、八；水利；除四害；“扫文盲”，毛主席在会上批评说：“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落实”，会后又把吴芝圃叫到武汉说：“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最后毛主席看到吴芝圃没有改正的意思，就说：“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
──1958年4月29日，毛主席《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中指出：“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这些，只要管现实可能性……吹上一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收获多少就多少，不可讲不符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与人民有利，自己也不吃亏。”而吴芝圃却吹嘘：“一九五八年夏季粮食产量二百二十三亿斤，平均每人达450斤以上。”“一九五八年全省每口人合到一千五百斤左右的粮食。”为他的高征购打下基础。
因郑州会议上吴芝圃拒斥毛泽东的批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又多次对吴芝圃提出批评，而吴芝圃却始终固执已见，继续坚持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继续搞冒进、刮他的“共产风”。吴芝圃如此执意，毛泽东的指示他都不听……这里让我们想起毛泽东一句话：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吴芝圃的“左”倾错误，终于导致1959年11月信阳地区发生饿死人事件，真所谓为“务虚名，得了实祸”──被毛泽东不幸言中。
这一事件的原委是这样的：如前所说，1958-1959年前后，吴芝圃实行“左”倾（即形“左”实右——本网民注）蛮干、高估产、高征购，大刮浮夸风、“共产风”，将信阳地区遂平县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后，又“浮夸”出──信阳地区西平县城关公社亩产小麦7320斤的更大典型。
其实这些典型，都是他们是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谎报的，并且明令禁止人们说真话。从此以后，谁要说“他们作假”，就挨批斗。据有关人调查（据现今一些老人回忆，数字不一定很准），当时，全区为此挨批斗的人大约有1.2万多人次。在此高压下，于是浮夸风越刮越大，最终，信阳地区信阳县有名的鸡公山公社浮夸到亩产万斤的特大典型。不过，──老人们回忆说，1958年毕竟是大丰收，虽然由于大办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10%左右的粮食，但群众生活没有出大问题。这年，全信阳地区完成征购任务16亿斤。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大面积欠收或无收。尽管如此，仍被浮夸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全区预报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
在此（大大浮夸了的）“大丰收”面前，国家当然得按大丰收的标准征购粮食，──浮夸者也以此来显示跃进成绩。结果，在对全区农民的“明夺强抢”中，上交了国家16亿斤粮。这一下子，基本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如此一来，秋收刚过，全区很多地方群众就没有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居然有的还把群众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逃荒！这下了罪名更大了，凡外出逃荒要饭的被批判为：破坏“大跃进”。为了维持所谓大好形势和形象，热衷于浮夸者，又组织人在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据一些老人回忆，当时拦堵群众外出情况，也有真有假，象商水的一些地方，是真拦的）。非但如此，有些浮夸昏了头的人坚说，群众将粮食瞒藏起来了，还在全区开展大规模反瞒产运动。
在如此荒唐的浮夸“演绎”中，最后，把一些群众手中的粮食进一步掏空……不久，因群众家中无粮，又不准出外要饭，即有饿殍出现。这一情况，直到1960年1~2月，中央来人解决问题，才有好转。
后来，信阳事件报知中央，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这是当时的一起“务虚名，而得实祸”的典型的事件。这里需进一步说明以下两点：
一是、1958年~1959年的浮夸风，在全国有一定的普遍性，但象河南信阳出现饿殍的，却是个案、典型。有人后来由此事件说及全国，或以“移花接木”之术，把它说成三年自然灾害在全国好多地区发生的现象，都是不对的。
二是、较为广泛的调查（希望有条件的人们都搞一些调查）表明，当年凡出现饿殍的地方，都与当地一些人官僚主义、浮夸、造虚假成绩有关。一些基础较差的地区，当时，只要实事求是，正视困难，实况实说，都能得到国家的及时济助，而免生祸事。
这里，我仍要说，浮夸的“跃进”是不对的；而毛泽东的跃进、实事求是的摸索跃进道路（不断改正自己缺、错）是正确的！
十 当年的庐山会议，本意仍是反左的，后来突然变成反右，其中“谜底”，今已现端倪
直到现在，有人仍用“对抗性”思维，来看待我们今天对历史的回忆和澄清。这不是科学的，尤其不合时下的和谐建构。本网民一直都认为，即使被我们回忆、澄清的那段往事中存在对抗，这也不是我们今天仍持对抗态度的理由。
本网民在此声明，如果我们今天的研究，是把历史的羁绊重新套给今人，这将是我们的罪过，──当然，若仅是个别人重蹈历史，则是可以理解的。
读了本网民以上九段文，人们也许大都会承认，毛泽东是大跃进的发动者，但他企求的是实事求是的大跃进；他的大跃进不仅仅是围绕经济建设，另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大跃进，克服干部的官僚主义等五风，培养、锻炼和考察接班人，提高广大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主义积极性（请注意，后来，毛泽东在7月23日的讲话中，又重申了这一点）。
人们也会思考到，在大跃进发动不久，在毛泽东发现自己头脑也有点发热──并不断做自我批评、另一些人则缺乏实事求是精神之后，他便坚持不懈地进行批评，——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一类批评讲话，毫不夸张地说，足够装订几本书。 据此，人们应当相信，他的克服“浮夸风、共产风和穷过渡”的努力应是真诚的；而今天的某些人，总用“‘弯弯绕’思维”，来臆猜毛泽东，是大错特错了。
人们更会分析到，自然毛泽东当时已处于二线，从1958年10月开始，又一直不间断地、坚持不懈地批评克服“浮夸、冒进”，那么：
（1）1959年的庐山会议，──其原意即纠左倾，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2）彭德怀上书批评“浮夸、冒进”的信，应该说同毛泽东的观点一致，起码应该说，彭写信反左的本意不是针对毛泽东的；
（3）鉴于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虽是多数派，但反“浮夸、冒进”时却（同彭总一样）成少数派，以及
（4）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一边做自我批评，一边对会议上争执的两派各打五十大板的情况……今天人们有理由推测，庐山会议的开始反左、后来却变成反右，是多数派的意志表现。由此，会议从反左转为的右，是毛泽东在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
这里，本网民注意到公开发行的《毛泽东传》的二十四部分。与其说，这部官方发行的大书，对这个会议写得绕山绕水、闪烁其词，不如说写得“真象庐山”──让人看来确是“横岭侧峰”。
这里，人们也不妨用点推理，去推导问题：
──在无论官方、民间，批评毛泽东不但早已公开化，甚至在精英中已成“时髦”的今天，一切不愿进一步公开和忌讳的“错失”，肯定已不属于毛泽东的了，只能是他人（当然，在国家的宏观的大政管理“统控”中，今天的这样做，有时是需要的）。那么，现在的一些精英们在为谁忌讳、回避缺失呢？
下边，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对这这段历史的回忆（《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也许能给我们以上的猜析提供点启示：
“回到住处（7月23日上午，毛泽东作了各打五十大板的总结性讲话后。本网民注），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形势变成了讨论彭德怀问题。于是，没有参加形势讨论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们都被召上了山，林彪后来也上山了。
“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参加会的同志谈井冈山时期的问题，林彪也发言说彭德怀一贯不听指挥不合作。于是我知道，对彭德怀是从红军时期清算起了。一直清算到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听到批评他“三分合作，六分不合作。”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有一个人针对李银桥的这一段回忆，分析说：
从这段回忆可以看到，毛主席在庐山会议的预定结束期里，完全没有要整彭德怀的意思；毛主席当时的确是退居二线了，所以，连中央全会也没有参加。否则，这样重要的会议怎么可能缺席？任由他人作重要决定，这更不是独裁者的作风。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彭德怀同志显然不是一个作风民主的人。他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才会跟许多人吵；也许，他是跟所有的领导同志都吵翻了天。
也有人针对这段回忆，作这样分析：
这段回忆也告诉我们，虽然毛主席想退居二线，但始终是退不了。可是，中央集体的意见是让他留下来，这不是享福，而是承担责任。当然，毛主席是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的，他不会推卸责任。民主的原则难道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吗？毛主席并没有想到要整彭德怀，但当集体决定要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时，他固然是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他不能否决集体的决定。如果毛主席是一个独裁者的话，他倒是可以趁这个机会否决集体的意见保彭德怀，从而显示自己的权威。但毛主席没有这样做，他尊重民主原则，个人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
本网民是赞成以上两种分析的。不过，我想补充我的几点看法：
第一、根据──从大跃进之后一直对毛泽东持批评态度的李锐所回忆，庐山会议的本来议程是总结大跃进以来的反左，开一个“神仙会”，让大家放下“左的”包袱。会议原准备7月中旬结束，后来，两次延长会期。第一次，由7月16日延长至7月23日，原因是彭德怀上书──尖锐指出：这样“轻松、愉快的神仙会”，解决不了左倾浮夸和冒进问题。这样，便使本应结束的神仙会延长为“激烈交锋”会。而到了7月23日，毛泽东根据左、右交锋，本准备在对左、右各打五十大板后，“再一次”结束会议。不料，其他一些负责人（多数派）不同意，要求解决彭德怀的问题。于是──有第二次延期，会议终于由开始的“神仙会”、“激烈交锋会”，最后转为“批彭会”。这一转变过程表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本意是纠左，是确实的。
第二、由毛泽东1958年月10月后一直纠左，到庐山会议上的本来的纠左宗旨，可以推理出：彭会上上书反左，矛头决不是指向毛泽东的（况且，彭在庐山会议前不久……，经毛泽东坚持，才得以成为国防部长），而是指向从中央到地方上搞浮夸的多数派。
第三、从现在已解密的很多文件中可以看出，其实在很多时候，毛主席都是少数派，不然，他就不会屡屡说出“大不了重上井冈山”的话来。很多说得有眉有眼的关于毛泽东整人的故事，如果有一天档案全部解密，我们定会发现那与毛主席无关。毛泽东只是在服从组织原则；服从多数人的决定。
第四、有一个现已公认的事实：由于彭总的优点，其实也是缺点，就是过于粗直。因为这一点，从中央到地方，他得罪很多人，有的甚至积怨很重。庐山会议上的批评，更是冒犯了多数派，会议后期，彭德怀并让多数派抓到了“直接冲顶毛主席”、“还有这样那样的危险言行”的把柄，──从而，不但使他的“批左”失力，使自己反而挨批。
第五、毛泽东只能一边服从组织原则，一边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力保彭德怀。据后来的人回忆，彭德怀被罢官后，毛主席就将他与别人隔离开来。这主要是让他与一些上上下下的领导人隔开，因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是难得要去见彭老总的。毛主席后来下令，任何人若想探望彭德怀，都须经他批准才行。 一些批评毛泽东的人为此反说：毛泽东多没情没义，彭德怀都罢官了，还要隔离他，不让人去探望他，安慰他。其实，这正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挨整干部即使自己身陷囫囵，还始终如一地敬仰着毛主席的原因。因为他们自己其实是知道这里的一切的。
当年的庐山会议，开始是反左，后来怎么突然变成反右了？这是今人心中的巨大问号！相信，这段历史也快解密了，其中《毛泽东传》，及本书编写后的说明，已给人们释放了一些信号。今天我写这些，──作为我的个人探究，上网发表，也应当是允许的。
我想，当年庐山会议，由反左变成反右，这里不管有多少恩恩怨怨，但有一点是极让人欣慰的，我党是一个极重组织原则的党，大家遵守纪律；另外，犯了错误，一旦发现，就坚决改正。毛泽东本人首先为我们作了示范。
苏轼有诗写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庐山会议，连同毛泽东的整个大跃进，如今仍有不同的解读。之所以如此，一是我们一些人还没远离毛泽东时代，还有“身在庐山”的重重视线遮挡；二是人都是按其利益所得分层的，各层人的目的不尽相同，所以，认识总有些不同。而收妖魔之利、心中有鬼的人，不喜欢、反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便处处见鬼，神仙也被其看成鬼！——并以此，谋划自己的“鬼话” ！
简短的结语
随着历史的逝去，岁月的流水冲去了当年当事者的情感、是非之纠葛埃尘，会使后来者对历史的视察变得清晰起来。从这一点上说，今人对毛泽东当年发动的大跃进和大跃进中的毛泽东，已有可能“洞若观火”了。
要声明：全文较长，其实可分多次连续发出。本文属旧文重发（去年5月曾在人民网上连载过10次），似不应再遇障阻。文中，比较敏感人事的名、词，均已作了“技术性”处理。
其次要说：这是我过去的一组共十篇文章的合成篇。这一组文章尽用张宏志、吴冷西的著作和《毛泽东传》的材料（这些材料的原本，我在上世纪７０年代末曾接触过，——但当时不准记录。根据我的记忆，张、吴的材料是真实的）写成。所以，本文的澄清历史事实的作用，都应归功于张、吴等人，我不过是代为宣传而已。
本来，是不准备再发此文的，怎奈，这些天，右派们又在写这段历史，有的有极大出入，故于匆忙中，将过去的十篇文章作了大的调整和修改，然后合十为一，发到网上。
这里，我还得郑重提议，想搞清这段史实者，不妨去亲读张宏志的《还清白于毛泽东》、吴冷西的《回忆毛主席》和官方大作《毛泽东传》；更应该趁参与这段历史的人，特别是广大群众，其中好多人还健在，多搞些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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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需要、民族渴求、人民期盼：重振国威再现龙风
国家需要、民族渴求、人民期盼：重振国威再现龙风
目前，我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内忧外患，本文重点讲外患。解决外患的当务之急，是领导高层人物的思想顾虑与思想解放问题。
一、怕字当头（马上马下有别）
1、懦弱胆怯，心中无底。打仗、搞军事斗争应该说是马上打天下者的强项，远的不讲，近的如我们国家：新中国建立后，抵御和自卫战事仅毛泽东、邓小平干过，止于邓小平的对越自卫反击，从此，再也无人有胆识、有气魄敢涉足军事战争领域，无人敢与外敌开战了；因为后来人是纯粹坐天下的，是马下功夫了得，想让他们上马扬鞭、驰骋疆场，那比杀头还难哩！当然，这也难怪，有点强人所难，他们心里无底，非要开战，那一上战场，弄不好就吓得鸣金收兵。
2、怕担罪名，计较得失。虽说胜负乃兵家常事，可他们哪经得起哟，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假如闹成“靖康之难”宋徽、钦二帝之局面，岂不羞刹人也；再或者好端端的皇上不做，偏去发动战事，成则万事无忧无虑，一旦战败，不仅国人不会放过他，臭他骂他亡国灭种之罪，一切罪责统统通通、一股脑儿推给了他，而且难说的是江山就拱手让别人捡去，万人之上的九五之尊就没了，晚节不保岂不荒唐！
3、得过且过，和平过度。国王一心想着怎么才能保住龙椅龙位总舵把子，保住富人利益不受侵害，保住蒋光头似的“四大家族”爵位，保住为他出谋划策的精英们的已得权贵。至于穷鬼、贫民、刁民、百姓、国民无关紧要，亮他们也翻不起什么大浪，一些小浪不足为奇。凡事要慎重，战争念头想都别想，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平时得过且过、糊日子，只要在任小河沟没翻船，两任三任一过，不就平安无事喽！
二、偏听偏信（攘外必先安内）
1、难得糊涂，打鸟政策。2008，这个多灾之年，天灾与人祸并存。从江南雪灾到川陕地震，从贵州瓮安事件到云南孟连事件，中国经历着巨大的考验，中国共产党经历着执政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如果天灾无法避免，人祸应该可以尽力减少。然而，愈演愈烈的群体性事件以及政府为减少群体性事件殚精竭虑的表现，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正酝酿着一场新的变革。这种变革的需求呈现出两个特点：变革的呼声正日益高涨；变革来自底层的推力正呈现加速度。三鹿奶粉事件引发的国产奶业风波，引发的空前的信任危机，正在全社会蔓延。政府机关的监督不力引来的诟病之多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官商勾结带来的社会危害彰显出中国的腐败吏治造成的破坏力正攀向新的高峰。河南裴城官员对农民收割玉米需办“砍伐证”的创收“发明”，正逼近国人对腐败吏治的承受力的极限。问题出现在哪里？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都应该追问，都应该思考。治理中国的最上层的人也几乎可以肯定在关注这些问题。尽管问题早已堆积如山，国民有诸多疑虑：
国有企业卖了多少银子，这些银子用到了哪里？有多少工人下岗失去生计。
全国有多少农民失去土地，政府拿去卖了多少票子，有多少农民为失地而死。
全国有多少妓女，有多少官员包养二奶、小蜜，政府每年报销多少嫖资。
拖欠农民工多少工资，有多少农民工因讨薪被打死，有多少人因工伤失去劳动能力。
共倒下多少贪官污吏，其中有多少逃到外国的，共贪污多少人民币。
矿难死亡的具体数字，全国有多少黑煤窑、黑砖窑、黑工厂，有多少现代奴隶。
环境污染造成多少损失，有多少森林、植被永久性破坏，有多少良田被沙漠吞吃。
有毒有害食品使多少人受害，有多少大头娃娃、结石婴儿以及死亡案例，造成多少经济损失。
先富群体占有多少万亿，官员及其子女占多大比例，是不是已经变成了新生资产阶级。
培育、扶植发展了多少私有经济，有多少资本家披上了党的外衣，资本家占各级人大政协代表、委员多少比例。
为什么政府要去帮打工者追工资？为什么不去依法行政呢？为什么不去依法处理欠工资的老板呢？
…… ……
但他们采取的是难得糊涂，打鸟政策——睁一眼闭一眼，漏子捅大啦，人命死多啦，那就隔靴搔痒、板子高举轻落下，或者找几个替死鬼替罪羊挡一挡，只要不危及根基宝座，不导致大规模起义造反，任由腐败滋生、扩散蔓延，任由官僚欺民害人，任由精英误国！
2、色厉内荏，防民于口。今日的中国不同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不是表现在经济方面的所谓发展，关键是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知识的增长。今日的中国老百姓已经不可能再容忍“掩耳盗铃”似的说教，延续了几千年的“愚民政治”已经无法展现往日的生命力。老百姓，中国的老百姓在呼吁，在呐喊，在向通往权利和权力的道路上加速前进。“投其所好”“报喜不报忧”造成了“信息过滤”，上级政府从下级政府得到的往往是不真实、不全面、不完整的信息，其中很多负面信息被人为过滤掉了。不正确的信息往往导致不正确的决策，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央政府往往制定一些在地方根本行不通的律令，“政令不通”就成了表面上“理所当然”的通病。其实，这也就是高层所定策略的自食其果的苦果：他们搞“一言堂”，搞“言塞湖”，制订“上访”程序，把持口径与喉舌，亲小人远群众，真不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下剽学了上，还是上指使其下所为；或许上乃一本好经，却由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技高一筹把师傅给卖了迷惑住，致使政策方针难出中南海之门了。在他们看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们哪曾想这恰恰就是色厉内荏，内心深处心虚，害怕百姓的注脚！
3、内紧外松，华而不实。中国的普法教育、三个代表活动、公民道德品质纲要的对象应该从普通民众转向政府机构和司法机构，以及党员干部、领导干部。是他们中的95%者有法不依，无视民众，不讲道德规范，只认钱权色，没了廉耻，什么“八耻”全沾上，成了“八耻八全”之人。他们那里存在的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的腐败状况正逼近民众的承受力极限。更为可怕的是，不断积聚的民众中的怨气没有合适的宣泄渠道，中国每天都有因为上访被关押的民众，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有着合适的理由，却找不到合适的渠道维护自己的权益。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体制下，民众在自己合法权益被侵犯时，要么得不到法院的保护，要么早就对法院失去信心，进而直接寻求上一级政府的帮助。在奥运会召开在即，担心上访如潮干扰奥运举办，影响国际形象，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号召全国各级政府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大接访”运动。这样运动似的“大接访”不免被人感觉是中央政府迎接奥运前后的“权宜之计”，被人感觉是对民意的敷衍，被人感觉是中国社会正经历民怨沸腾的考验，被人感觉最高决策层在了解到民意后的无奈之举，被人感觉民意长期被堵塞压制的残酷现实。这种治标不治本，“临时抱佛脚”的举动不可能解决中国面临的危机。人大代表候选人很多都是政府官员隐形指定的，这样的人大代表，如果不对“提拔”自己的政府官员感恩戴德，而是代表民众去监督罢免他们，倒成了笑话。每一次群体性事件，都伴随着权力的滥用和失控。如果民众不可以对政府官员说“不”，我们的社会将会发生更多更激烈的群体性事件，我们民族的复兴大业将会被葬送。里面一包渣，隐藏着无数个火山爆发点，病毒也好，癌症也好，都已扩散于全身，随时都会导致四处起火八处冒烟的；然尔，其外表却似乎很豪华、靓丽、光鲜，有多少多少成绩，取得了哪些哪些辉煌，百姓生活怎么怎么提高，领导如何如何英明伟大。这就是其高明高压的杰作“内紧外松”，但无论怎样粉饰、注射杜冷丁、打强心剂，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眼下再也没提过或没听到过主流媒体、领导讲话中“社会怎样怎样和谐”了的溢美语言。
三、委曲求和（胳臂肘往外拐）
1、政治，低三下四。朝鲜对中国出兵朝鲜及抗美援朝胜利历史重新书写，怕与友邻翻脸；怕人家领导不高兴不来参加奥运开幕式，结果美国照样支持格鲁吉亚开战南奥塞梯；达赖喇嘛照样去法国，底线变成了“只要不破坏北京奥运”；台湾独立，奥运出场是“中华台北”、不提“一国两制”；印度尼西亚排华反华不断，惟有约束自己的华侨和华人。
2、国防，退避三舍。我国陆地边界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岛屿问题很大，号称是正在崛起的大国，连自己领海中的岛屿都收复不了——日本贪婪东海，由于怕便“东海和谐”；越南对南海欲壑难填，也因为怕与其交恶而不争论。美国敢炸中国大使馆；日本、印度、越南等国虎视眈眈；采取做做姿态声明一下，抗议一下，接着默默无闻，泥牛入海无消息。中国军事博物馆内的《抗美援朝战争馆》不见了，消失了，就连贺龙元帅题写的馆名标牌也失踪了。
3、资源，获小赔大。我们的资源枯竭了，开始进口资源，世界资源价格便翻着跟头暴涨，如果我们进口资源是满足本国人民消费也就罢了，可问题的可悲就在于我们高价进口资源，不是为了满足本国人民需要，而是为了给西方国家生产廉价商品。比如石油价格暴涨就是典型，西方国家进口石油是为满足本国人民消费，而中国进口石油则是为西方国家生产廉价商品，维持西方国家低物价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外资霸占中国资源，奴役中国劳工，廉价收购中国金融资产，中国的廉价资源廉价商品长江大河般源源不断流向西方，西方消费后又把毁灭环境的大量垃圾铺天盖地般倒向中国……，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以至与对任何行为不再进行任何解释，永远都只是简单的2个字：改革！改革已成为强势集团为所欲为的代名词，无论他做什么都是改革，无论你反对什么都是反对改革，任何对改革的怀疑哪怕是只有一个字，都会立刻被传统媒体撕咬的粉碎。欧美日都知道储备能源，只有中国将资源廉价卖给外国，将煤炭和稀土当泥巴来卖。却高价进口洋垃圾。难道这就是“开放”？非要把资源卖光了才算完吗？没有了资源，一时的富裕都持续多久，难道非要把子孙后代的资源都糟蹋光吗？
4、金融，主随客便。中国30多万亿股市资产已经损失20万亿；12万亿外汇资产仅在美国“两房”公司的损失就超过2万亿，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央行外汇资产仅剩32亿美元；60万亿金融资产有多少已被外资控制始终不向国人公开……与此相比较，1840年以来外来侵略的全部损失总和也不过仅仅是一个零头。要知道，中国八年抗战直接经济损失也就1千多亿美元，不过是中国八个月股灾损失的三十分之一。中国好象喝了迷魂汤，很顺从地被人牵着鼻子走：西方用大量废纸般的美元换取中国资源；然后再迫使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给中国套上双重绞索。一方面，资源换取的大量美元外汇导致国内通货膨胀，迫使国家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断绝国内企业的资金供应，造成大量企业破产倒闭，向中国转嫁危机，最后低价收购中国资产，堤内损失堤外补，用中国资产填补西方金融危机的损失。另一方面，通过美元外汇贬值，迫使中国为减轻外汇贬值损失，大量外汇再回流美国；并且为防止中国外汇购买商品和资源，增强抵抗危的抗力，便勾结中国买办集团把大量外汇用于投资美国劣质金融资产——诱使中国外汇投资美国金融资产是一石两鸟，既可以把中国积攒的外汇再收回去，让中国最终两手空空；同时又把中国外汇调往西方国家，一旦国内热钱撤离，在国内外汇储备已空的情况下，势必造成人民币突然崩盘，把中国老百姓连同国家60年建设30年改革的财富全部洗劫一空。金融危机爆发在西方国家，灾难却全部打在中国老百姓头上。
以上讲了些思想顾虑与思想解放问题，不难看出，那些问题着实损害着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倘若执政者仍然自行其是，那就用历史的反光镜审视一下吧——
1、辉煌的历史：甘延寿、陈汤给汉元帝发去那封流传千古、扬眉吐气的疏奏中“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之语气吞山河；苏武在匈奴北海手持光杆子旌节牧羊十九年之气节；蔺相如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举；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词；郑成功收复台湾；戚继光灭倭寇；抗美援朝；对印自卫反击战；抗法、抗美援越；对苏之珍宝岛战斗；对越自卫反击战；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划分，赢得了亚非拉美国家一片欢呼，步入联大，中美邦交、中日邦交恢复正常化，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纷纷与我国建交，让西方国家俯首称臣；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原子弹、氢弹相继爆炸成功和东方红卫星的升空。这一切证明“枪杆子”里面不但出政权，而且还能出和平、出国威。这“和平”、“国威”是打出来的，是斗出来的，是太岁头上敢动土、老虎屁股也敢摸争取到手的，是不信邪、不怕鬼，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信念支撑的结果，是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成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及“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之为人处世、为国处交准则伟大英明正确的结局。纵观国内外历史，哪国哪朝哪代的外交、政治若离开了强大的军事后盾，其结局都是可以预料的，因此，重振国威再现龙风，乃是国家的需要、民族的渴求、人民的期盼！
2、耻辱的历史：南唐后主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感叹；南宋朝廷内部投降派摧残岳飞抗金，唆使甘心充当儿皇帝的高宗赵构连下十二道金牌急令岳飞“措置班师”，民族英雄岳飞临死前，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似乎还历历在目；大明奇耻“土木之变”中全军覆没英宗皇帝被俘；民族英雄邓世昌壮烈殉国；鸦片战争割地求和，八国联军入侵，圆明园焚烧后的残垣断壁；东北沦陷，南京屠城；共产党遭受“四.一二”政变和“皖南事变”的重创。诚然，政治和外交上流行的“没有永久的敌人亦无永久的朋友”格言，确是一句至理名言，不过这当中要受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国民信仰、社会性质、国王素质能力水平等方面影响，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属于两大水火不融的阵容，不可调和的集团，前者是后者的眼中钉、肉中刺，后者亡前者之心不死。在此种情形之下，前者若想单相思、做书呆子，让人家高抬贵手、大发慈悲，那不仅是等到太阳复出月亮再起山也没可能，反倒只能是与虎谋皮，肉包子打狗，成为东郭先生、霸王项羽、视仁义超过自己生命或国家的宋襄公、刘表第二，死无葬身之地！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又云：前车之鉴。中国历经几千年，多少朝代更替变迁，有些事件那可是血流成河、尸骨如山啊！其“鉴”之多，足以使后人令当朝者成为“师”乃至“大师”级别了，除非是弱智小儿或阿斗刘禅，真若如此，那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没法子的事。
是的，“落后必然挨打”，可是我们或许忘了历史，当你翻开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历次挨打不是因为落后，而是因为肥大，特别是近代先后两次差点儿亡国灭种的惨剧，都是发生在经济十分发达、国家特别肥大的时期。
第一次是晚清的洋务运动，那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繁荣发达，GDP（总产值）占世界三分之一，相当于现在美国占世界的比重，成为全世界经济最肥大的国家，因而引来了全世界帝国主义的联合宰杀。中日第一次甲午战争爆发时，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10多倍，结果是经济肥大的中国割地赔款，贫穷的日本则依靠中国赔款走上了现代化道路。第二次是民国三十年代，那是中国第二次改革开放，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GDP总量超过日本一倍多。当时上海号称东方巴黎，成为举世瞩目的东亚金融中心。结果是“九一八事变”，被不足千名日本兵占领了东三省；“华北事变”又被不足万名日本兵占领了华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尽数落入日本手中。如果不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以及二次世界大战，估计大和民族已经成为了第二个满族。
现在中国是第三次站到了强大国家和肥大国家的十字路口，虽然我们不想成为虎狼国家，但是也不能再次成为牛羊国家。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中国正在成为“国际奶牛”，标志就是在传统国家利益的领土方面和现代国家利益的规则方面，中国正在逐渐失去捍卫国家利益的能力，在所有对外利益冲突中——无论对方是大国还是小国——都是百分之百地丧失自身利益，连一个让国人自豪的例外都很难找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日关系，自有世界历史以来，从来都是战胜国占领战败国的领土，唯独中日之间颠倒过来，是战败国占领战胜国的领土，并且所占领的资源超过中国大陆资源的总和。可以说，衡量中国是强大国家还是肥大国家的最可靠尺度，就是中日关系。虽然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的面积还没有达到历史上两次中日战争的水平，但是中国人在日本面前的软弱程度却已经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当初蒋介石丢掉东北华北，还不忘天天高喊要收复失地，可是钓鱼岛已经被日本人侵占了10多年，至今没有听到任何中国官员喊过要收复钓鱼岛。现在的中国人在自然灾害面前往往具有大无畏精神，能够振臂高喊“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可是在外国人面前却没有一句毛泽东那样的豪迈语言。这就是30年来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国防工业两个方面自我摧毁的必然结果。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强大国防工业，除了原子弹没有像大飞机那样扔进垃圾堆之外，其余绝大部分自我摧毁，只能越来越依靠进口武器装备军队，而一个依靠进口武器打仗的国家，是不可能有真正战斗力和威慑力的，阿根廷“马岛之战”的悲剧全世界都知道。
国与国之间，向来是利益纷争不断的。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只有时刻提高警惕，未雨绸缪。要想保持和平，只有驱赶四周环伺的豺狼，如果企图以肉饲狼，最终结果只有肉食投尽之后，为狼所噬。鼠目寸光的小混混虽然对洋人如此客气，对小民们却硬气无比，无时不刻不在考虑如何牺牲小民而成全洋人。“我们要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开放也是改革。”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卖的还不够，还不彻底，最好是把中国交给美国托管就算开放的彻底了；改革难道就是要把中国改成美国的第51个州？“只有开放金融，国家才能富强。”可见次贷危机和金融崩溃以及数千亿美元外汇的损伤仅仅是“交了学费”而已！如果富强是开放金融所能够带来的，为何美国不向中国对等开放金融，反而壁垒重重？难不成美国比中国更加落后，更加保守？难道我国的外资的投资环境还不够好？给地给钱、免税免费、处处绿灯，事事优先。三十年来，在几千万工人被赶出了工厂的时候；在几千万农民失去了家园的时候；在上千万妇女被迫为娼的时候；在众多的学子因无钱被挡在校园外的时候；在大量的病人因无钱而死在医院的时候，精英们能够拿来吹嘘、炫耀的也只剩下那由主人变成奴隶的工人和农民们用血汗换来的一万八千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了。只有三十年的时间，外汇储备就增长了这么多，成绩不可谓不辉煌。可是，钱在哪呢？这么多的钱，普通百姓怎么没有感受到它的存在呢？精英们期盼的三十年纪念这出大戏的高潮还未等到年底到来时，美国却先出现了金融危机。美国这次出现的金融危机，才使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原来，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资源、自己的血汗换来的巨额外汇储备，又被精英们送到了美国，换回了价值一万亿美元能看不能用的美国国债。不久前的2008年9月下旬，我们的ZL去联大，并且要伸出援助之手、友谊之手帮助人家救市，可美国总统布什日前却与达赖通电话，会见达赖的所谓“驻美代表”。这美国人也忒了不得一点面子也不给ZL，还每每在中国领导人在美期间向中国发难，而且越是重要的领导人发难越厉害。这叫拿人不起劲，拿人开刷，你越抬举他、宠他、护他、爱他，他越是要压你、挤你、踢你、咬你、害你、套你，你的好心被人家当作了驴肝肺，你又能怎么着？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龙，是中国的图腾，让我们上下一心重振国威再现龙风吧！因为这是国家需要、民族渴求、人民期盼！是合乎民心顺应潮流之举！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被无数朝代或王国所证实了的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本文个别内容借用了张宏良老师2008-9-17“掀起新世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吕国华老师2008-09-21 13:43:18“我们向何处去？”文章，在此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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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suninmyheart
★★★★★
经验：2184
注册：2008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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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ID:417772
2008-10-7 16:26:03
2 楼
人民的呼声就是上帝的声音。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is the voice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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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雨
★★
经验：202
注册：2008年9月12日
回： 主 帖
文章ID:418056
2008-10-7 23:56:22
3 楼
如果不能认清上层之坚定不移继续改革下去的真面目，斗争就迷失了方向；寄希望于和美帝国主义合穿一条裤子的当局，上下一心，共建家园，那就和谐了。太好了，正是当局所希望的。奴隶和主人的一心与和谐，不正是统治者所期望的吗？至于国家也好，家财也罢，与你们奴隶何干？什么都是我的，连你的命也是我的；我想卖就卖，想杀就杀，多少年来不是这样子吗？至于老百姓造反，你们敢吗？
老百姓其实也就是不敢！中国为什么可以出现比外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咄咄怪事”？难道不正是老百姓千年养成的逆来顺受的懦弱个性习惯吗?
阴阳平衡和长消理论告诉我们，阳消时则阴长，反之也一样，阳长时则阴消。民与官也一样，民弱则官强，民强则官弱。官敢大批大批的贪污，是由于民大多数不出声、不行动；敢卖国是因民不造反。股市抢了你的钱，你只想到自杀，也想不到砸了交易所。官可以占你的地，扒你的屋，你就不敢象杨佳一样杀了狗官，反而幼稚地要上告。有用吗?官府从来都是上下一体的，你告谁去？
中国的贪官之所以敢胡作非为，难道不是老百姓太懦弱、易欺骗的结果吗？人家已经坏的头上生疮、脚下流脓了，你还不进行革命，至今连个组织也不敢建立，还在寄希望于上下一心?人家什么时候与你一心过？
目前，我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内忧外患，本文重点讲外患。解决外患的当务之急，是领导高层人物的思想顾虑与思想解放问题。
一、怕字当头（马上马下有别）
1、懦弱胆怯，心中无底。打仗、搞军事斗争应该说是马上打天下者的强项，远的不讲，近的如我们国家：新中国建立后，抵御和自卫战事仅毛泽东、邓小平干过，止于邓小平的对越自卫反击，从此，再也无人有胆识、有气魄敢涉足军事战争领域，无人敢与外敌开战了；因为后来人是纯粹坐天下的，是马下功夫了得，想让他们上马扬鞭、驰骋疆场，那比杀头还难哩！当然，这也难怪，有点强人所难，他们心里无底，非要开战，那一上战场，弄不好就吓得鸣金收兵。
2、怕担罪名，计较得失。虽说胜负乃兵家常事，可他们哪经得起哟，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假如闹成“靖康之难”宋徽、钦二帝之局面，岂不羞刹人也；再或者好端端的皇上不做，偏去发动战事，成则万事无忧无虑，一旦战败，不仅国人不会放过他，臭他骂他亡国灭种之罪，一切罪责统统通通、一股脑儿推给了他，而且难说的是江山就拱手让别人捡去，万人之上的九五之尊就没了，晚节不保岂不荒唐！
3、得过且过，和平过度。国王一心想着怎么才能保住龙椅龙位总舵把子，保住富人利益不受侵害，保住蒋光头似的“四大家族”爵位，保住为他出谋划策的精英们的已得权贵。至于穷鬼、贫民、刁民、百姓、国民无关紧要，亮他们也翻不起什么大浪，一些小浪不足为奇。凡事要慎重，战争念头想都别想，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平时得过且过、糊日子，只要在任小河沟没翻船，两任三任一过，不就平安无事喽！
二、偏听偏信（攘外必先安内）
1、难得糊涂，打鸟政策。2008，这个多灾之年，天灾与人祸并存。从江南雪灾到川陕地震，从贵州瓮安事件到云南孟连事件，中国经历着巨大的考验，中国共产党经历着执政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如果天灾无法避免，人祸应该可以尽力减少。然而，愈演愈烈的群体性事件以及政府为减少群体性事件殚精竭虑的表现，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正酝酿着一场新的变革。这种变革的需求呈现出两个特点：变革的呼声正日益高涨；变革来自底层的推力正呈现加速度。三鹿奶粉事件引发的国产奶业风波，引发的空前的信任危机，正在全社会蔓延。政府机关的监督不力引来的诟病之多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官商勾结带来的社会危害彰显出中国的腐败吏治造成的破坏力正攀向新的高峰。河南裴城官员对农民收割玉米需办“砍伐证”的创收“发明”，正逼近国人对腐败吏治的承受力的极限。问题出现在哪里？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都应该追问，都应该思考。治理中国的最上层的人也几乎可以肯定在关注这些问题。尽管问题早已堆积如山，国民有诸多疑虑：
国有企业卖了多少银子，这些银子用到了哪里？有多少工人下岗失去生计。
全国有多少农民失去土地，政府拿去卖了多少票子，有多少农民为失地而死。
全国有多少妓女，有多少官员包养二奶、小蜜，政府每年报销多少嫖资。
拖欠农民工多少工资，有多少农民工因讨薪被打死，有多少人因工伤失去劳动能力。
共倒下多少贪官污吏，其中有多少逃到外国的，共贪污多少人民币。
矿难死亡的具体数字，全国有多少黑煤窑、黑砖窑、黑工厂，有多少现代奴隶。
环境污染造成多少损失，有多少森林、植被永久性破坏，有多少良田被沙漠吞吃。
有毒有害食品使多少人受害，有多少大头娃娃、结石婴儿以及死亡案例，造成多少经济损失。
先富群体占有多少万亿，官员及其子女占多大比例，是不是已经变成了新生资产阶级。
培育、扶植发展了多少私有经济，有多少资本家披上了党的外衣，资本家占各级人大政协代表、委员多少比例。
为什么政府要去帮打工者追工资？为什么不去依法行政呢？为什么不去依法处理欠工资的老板呢？
…… ……
但他们采取的是难得糊涂，打鸟政策——睁一眼闭一眼，漏子捅大啦，人命死多啦，那就隔靴搔痒、板子高举轻落下，或者找几个替死鬼替罪羊挡一挡，只要不危及根基宝座，不导致大规模起义造反，任由腐败滋生、扩散蔓延，任由官僚欺民害人，任由精英误国！
2、色厉内荏，防民于口。今日的中国不同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不是表现在经济方面的所谓发展，关键是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知识的增长。今日的中国老百姓已经不可能再容忍“掩耳盗铃”似的说教，延续了几千年的“愚民政治”已经无法展现往日的生命力。老百姓，中国的老百姓在呼吁，在呐喊，在向通往权利和权力的道路上加速前进。“投其所好”“报喜不报忧”造成了“信息过滤”，上级政府从下级政府得到的往往是不真实、不全面、不完整的信息，其中很多负面信息被人为过滤掉了。不正确的信息往往导致不正确的决策，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央政府往往制定一些在地方根本行不通的律令，“政令不通”就成了表面上“理所当然”的通病。其实，这也就是高层所定策略的自食其果的苦果：他们搞“一言堂”，搞“言塞湖”，制订“上访”程序，把持口径与喉舌，亲小人远群众，真不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下剽学了上，还是上指使其下所为；或许上乃一本好经，却由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技高一筹把师傅给卖了迷惑住，致使政策方针难出中南海之门了。在他们看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们哪曾想这恰恰就是色厉内荏，内心深处心虚，害怕百姓的注脚！
3、内紧外松，华而不实。中国的普法教育、三个代表活动、公民道德品质纲要的对象应该从普通民众转向政府机构和司法机构，以及党员干部、领导干部。是他们中的95%者有法不依，无视民众，不讲道德规范，只认钱权色，没了廉耻，什么“八耻”全沾上，成了“八耻八全”之人。他们那里存在的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的腐败状况正逼近民众的承受力极限。更为可怕的是，不断积聚的民众中的怨气没有合适的宣泄渠道，中国每天都有因为上访被关押的民众，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有着合适的理由，却找不到合适的渠道维护自己的权益。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体制下，民众在自己合法权益被侵犯时，要么得不到法院的保护，要么早就对法院失去信心，进而直接寻求上一级政府的帮助。在奥运会召开在即，担心上访如潮干扰奥运举办，影响国际形象，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号召全国各级政府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大接访”运动。这样运动似的“大接访”不免被人感觉是中央政府迎接奥运前后的“权宜之计”，被人感觉是对民意的敷衍，被人感觉是中国社会正经历民怨沸腾的考验，被人感觉最高决策层在了解到民意后的无奈之举，被人感觉民意长期被堵塞压制的残酷现实。这种治标不治本，“临时抱佛脚”的举动不可能解决中国面临的危机。人大代表候选人很多都是政府官员隐形指定的，这样的人大代表，如果不对“提拔”自己的政府官员感恩戴德，而是代表民众去监督罢免他们，倒成了笑话。每一次群体性事件，都伴随着权力的滥用和失控。如果民众不可以对政府官员说“不”，我们的社会将会发生更多更激烈的群体性事件，我们民族的复兴大业将会被葬送。里面一包渣，隐藏着无数个火山爆发点，病毒也好，癌症也好，都已扩散于全身，随时都会导致四处起火八处冒烟的；然尔，其外表却似乎很豪华、靓丽、光鲜，有多少多少成绩，取得了哪些哪些辉煌，百姓生活怎么怎么提高，领导如何如何英明伟大。这就是其高明高压的杰作“内紧外松”，但无论怎样粉饰、注射杜冷丁、打强心剂，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眼下再也没提过或没听到过主流媒体、领导讲话中“社会怎样怎样和谐”了的溢美语言。
三、委曲求和（胳臂肘往外拐）
1、政治，低三下四。朝鲜对中国出兵朝鲜及抗美援朝胜利历史重新书写，怕与友邻翻脸；怕人家领导不高兴不来参加奥运开幕式，结果美国照样支持格鲁吉亚开战南奥塞梯；达赖喇嘛照样去法国，底线变成了“只要不破坏北京奥运”；台湾独立，奥运出场是“中华台北”、不提“一国两制”；印度尼西亚排华反华不断，惟有约束自己的华侨和华人。
2、国防，退避三舍。我国陆地边界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岛屿问题很大，号称是正在崛起的大国，连自己领海中的岛屿都收复不了——日本贪婪东海，由于怕便“东海和谐”；越南对南海欲壑难填，也因为怕与其交恶而不争论。美国敢炸中国大使馆；日本、印度、越南等国虎视眈眈；采取做做姿态声明一下，抗议一下，接着默默无闻，泥牛入海无消息。中国军事博物馆内的《抗美援朝战争馆》不见了，消失了，就连贺龙元帅题写的馆名标牌也失踪了。
3、资源，获小赔大。我们的资源枯竭了，开始进口资源，世界资源价格便翻着跟头暴涨，如果我们进口资源是满足本国人民消费也就罢了，可问题的可悲就在于我们高价进口资源，不是为了满足本国人民需要，而是为了给西方国家生产廉价商品。比如石油价格暴涨就是典型，西方国家进口石油是为满足本国人民消费，而中国进口石油则是为西方国家生产廉价商品，维持西方国家低物价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外资霸占中国资源，奴役中国劳工，廉价收购中国金融资产，中国的廉价资源廉价商品长江大河般源源不断流向西方，西方消费后又把毁灭环境的大量垃圾铺天盖地般倒向中国……，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以至与对任何行为不再进行任何解释，永远都只是简单的2个字：改革！改革已成为强势集团为所欲为的代名词，无论他做什么都是改革，无论你反对什么都是反对改革，任何对改革的怀疑哪怕是只有一个字，都会立刻被传统媒体撕咬的粉碎。欧美日都知道储备能源，只有中国将资源廉价卖给外国，将煤炭和稀土当泥巴来卖。却高价进口洋垃圾。难道这就是“开放”？非要把资源卖光了才算完吗？没有了资源，一时的富裕都持续多久，难道非要把子孙后代的资源都糟蹋光吗？
4、金融，主随客便。中国30多万亿股市资产已经损失20万亿；12万亿外汇资产仅在美国“两房”公司的损失就超过2万亿，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央行外汇资产仅剩32亿美元；60万亿金融资产有多少已被外资控制始终不向国人公开……与此相比较，1840年以来外来侵略的全部损失总和也不过仅仅是一个零头。要知道，中国八年抗战直接经济损失也就1千多亿美元，不过是中国八个月股灾损失的三十分之一。中国好象喝了迷魂汤，很顺从地被人牵着鼻子走：西方用大量废纸般的美元换取中国资源；然后再迫使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给中国套上双重绞索。一方面，资源换取的大量美元外汇导致国内通货膨胀，迫使国家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断绝国内企业的资金供应，造成大量企业破产倒闭，向中国转嫁危机，最后低价收购中国资产，堤内损失堤外补，用中国资产填补西方金融危机的损失。另一方面，通过美元外汇贬值，迫使中国为减轻外汇贬值损失，大量外汇再回流美国；并且为防止中国外汇购买商品和资源，增强抵抗危的抗力，便勾结中国买办集团把大量外汇用于投资美国劣质金融资产——诱使中国外汇投资美国金融资产是一石两鸟，既可以把中国积攒的外汇再收回去，让中国最终两手空空；同时又把中国外汇调往西方国家，一旦国内热钱撤离，在国内外汇储备已空的情况下，势必造成人民币突然崩盘，把中国老百姓连同国家60年建设30年改革的财富全部洗劫一空。金融危机爆发在西方国家，灾难却全部打在中国老百姓头上。
以上讲了些思想顾虑与思想解放问题，不难看出，那些问题着实损害着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倘若执政者仍然自行其是，那就用历史的反光镜审视一下吧——
1、辉煌的历史：甘延寿、陈汤给汉元帝发去那封流传千古、扬眉吐气的疏奏中“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之语气吞山河；苏武在匈奴北海手持光杆子旌节牧羊十九年之气节；蔺相如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举；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词；郑成功收复台湾；戚继光灭倭寇；抗美援朝；对印自卫反击战；抗法、抗美援越；对苏之珍宝岛战斗；对越自卫反击战；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划分，赢得了亚非拉美国家一片欢呼，步入联大，中美邦交、中日邦交恢复正常化，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纷纷与我国建交，让西方国家俯首称臣；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原子弹、氢弹相继爆炸成功和东方红卫星的升空。这一切证明“枪杆子”里面不但出政权，而且还能出和平、出国威。这“和平”、“国威”是打出来的，是斗出来的，是太岁头上敢动土、老虎屁股也敢摸争取到手的，是不信邪、不怕鬼，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信念支撑的结果，是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成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及“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之为人处世、为国处交准则伟大英明正确的结局。纵观国内外历史，哪国哪朝哪代的外交、政治若离开了强大的军事后盾，其结局都是可以预料的，因此，重振国威再现龙风，乃是国家的需要、民族的渴求、人民的期盼！
2、耻辱的历史：南唐后主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感叹；南宋朝廷内部投降派摧残岳飞抗金，唆使甘心充当儿皇帝的高宗赵构连下十二道金牌急令岳飞“措置班师”，民族英雄岳飞临死前，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似乎还历历在目；大明奇耻“土木之变”中全军覆没英宗皇帝被俘；民族英雄邓世昌壮烈殉国；鸦片战争割地求和，八国联军入侵，圆明园焚烧后的残垣断壁；东北沦陷，南京屠城；共产党遭受“四.一二”政变和“皖南事变”的重创。诚然，政治和外交上流行的“没有永久的敌人亦无永久的朋友”格言，确是一句至理名言，不过这当中要受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国民信仰、社会性质、国王素质能力水平等方面影响，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属于两大水火不融的阵容，不可调和的集团，前者是后者的眼中钉、肉中刺，后者亡前者之心不死。在此种情形之下，前者若想单相思、做书呆子，让人家高抬贵手、大发慈悲，那不仅是等到太阳复出月亮再起山也没可能，反倒只能是与虎谋皮，肉包子打狗，成为东郭先生、霸王项羽、视仁义超过自己生命或国家的宋襄公、刘表第二，死无葬身之地！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又云：前车之鉴。中国历经几千年，多少朝代更替变迁，有些事件那可是血流成河、尸骨如山啊！其“鉴”之多，足以使后人令当朝者成为“师”乃至“大师”级别了，除非是弱智小儿或阿斗刘禅，真若如此，那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没法子的事。
是的，“落后必然挨打”，可是我们或许忘了历史，当你翻开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历次挨打不是因为落后，而是因为肥大，特别是近代先后两次差点儿亡国灭种的惨剧，都是发生在经济十分发达、国家特别肥大的时期。
第一次是晚清的洋务运动，那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繁荣发达，GDP（总产值）占世界三分之一，相当于现在美国占世界的比重，成为全世界经济最肥大的国家，因而引来了全世界帝国主义的联合宰杀。中日第一次甲午战争爆发时，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10多倍，结果是经济肥大的中国割地赔款，贫穷的日本则依靠中国赔款走上了现代化道路。第二次是民国三十年代，那是中国第二次改革开放，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GDP总量超过日本一倍多。当时上海号称东方巴黎，成为举世瞩目的东亚金融中心。结果是“九一八事变”，被不足千名日本兵占领了东三省；“华北事变”又被不足万名日本兵占领了华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尽数落入日本手中。如果不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以及二次世界大战，估计大和民族已经成为了第二个满族。
现在中国是第三次站到了强大国家和肥大国家的十字路口，虽然我们不想成为虎狼国家，但是也不能再次成为牛羊国家。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中国正在成为“国际奶牛”，标志就是在传统国家利益的领土方面和现代国家利益的规则方面，中国正在逐渐失去捍卫国家利益的能力，在所有对外利益冲突中——无论对方是大国还是小国——都是百分之百地丧失自身利益，连一个让国人自豪的例外都很难找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日关系，自有世界历史以来，从来都是战胜国占领战败国的领土，唯独中日之间颠倒过来，是战败国占领战胜国的领土，并且所占领的资源超过中国大陆资源的总和。可以说，衡量中国是强大国家还是肥大国家的最可靠尺度，就是中日关系。虽然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的面积还没有达到历史上两次中日战争的水平，但是中国人在日本面前的软弱程度却已经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当初蒋介石丢掉东北华北，还不忘天天高喊要收复失地，可是钓鱼岛已经被日本人侵占了10多年，至今没有听到任何中国官员喊过要收复钓鱼岛。现在的中国人在自然灾害面前往往具有大无畏精神，能够振臂高喊“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可是在外国人面前却没有一句毛泽东那样的豪迈语言。这就是30年来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国防工业两个方面自我摧毁的必然结果。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强大国防工业，除了原子弹没有像大飞机那样扔进垃圾堆之外，其余绝大部分自我摧毁，只能越来越依靠进口武器装备军队，而一个依靠进口武器打仗的国家，是不可能有真正战斗力和威慑力的，阿根廷“马岛之战”的悲剧全世界都知道。
国与国之间，向来是利益纷争不断的。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只有时刻提高警惕，未雨绸缪。要想保持和平，只有驱赶四周环伺的豺狼，如果企图以肉饲狼，最终结果只有肉食投尽之后，为狼所噬。鼠目寸光的小混混虽然对洋人如此客气，对小民们却硬气无比，无时不刻不在考虑如何牺牲小民而成全洋人。“我们要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开放也是改革。”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卖的还不够，还不彻底，最好是把中国交给美国托管就算开放的彻底了；改革难道就是要把中国改成美国的第51个州？“只有开放金融，国家才能富强。”可见次贷危机和金融崩溃以及数千亿美元外汇的损伤仅仅是“交了学费”而已！如果富强是开放金融所能够带来的，为何美国不向中国对等开放金融，反而壁垒重重？难不成美国比中国更加落后，更加保守？难道我国的外资的投资环境还不够好？给地给钱、免税免费、处处绿灯，事事优先。三十年来，在几千万工人被赶出了工厂的时候；在几千万农民失去了家园的时候；在上千万妇女被迫为娼的时候；在众多的学子因无钱被挡在校园外的时候；在大量的病人因无钱而死在医院的时候，精英们能够拿来吹嘘、炫耀的也只剩下那由主人变成奴隶的工人和农民们用血汗换来的一万八千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了。只有三十年的时间，外汇储备就增长了这么多，成绩不可谓不辉煌。可是，钱在哪呢？这么多的钱，普通百姓怎么没有感受到它的存在呢？精英们期盼的三十年纪念这出大戏的高潮还未等到年底到来时，美国却先出现了金融危机。美国这次出现的金融危机，才使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原来，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资源、自己的血汗换来的巨额外汇储备，又被精英们送到了美国，换回了价值一万亿美元能看不能用的美国国债。不久前的2008年9月下旬，我们的ZL去联大，并且要伸出援助之手、友谊之手帮助人家救市，可美国总统布什日前却与达赖通电话，会见达赖的所谓“驻美代表”。这美国人也忒了不得一点面子也不给ZL，还每每在中国领导人在美期间向中国发难，而且越是重要的领导人发难越厉害。这叫拿人不起劲，拿人开刷，你越抬举他、宠他、护他、爱他，他越是要压你、挤你、踢你、咬你、害你、套你，你的好心被人家当作了驴肝肺，你又能怎么着？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龙，是中国的图腾，让我们上下一心重振国威再现龙风吧！因为这是国家需要、民族渴求、人民期盼！是合乎民心顺应潮流之举！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被无数朝代或王国所证实了的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本文个别内容借用了张宏良老师2008-9-17“掀起新世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吕国华老师2008-09-21 13:43:18“我们向何处去？”文章，在此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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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suninmyheart
★★★★★
经验：2184
注册：2008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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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ID:417772
2008-10-7 16:26:03
2 楼
人民的呼声就是上帝的声音。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is the voice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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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雨
★★
经验：202
注册：2008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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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ID:418056
2008-10-7 23:56:22
3 楼
如果不能认清上层之坚定不移继续改革下去的真面目，斗争就迷失了方向；寄希望于和美帝国主义合穿一条裤子的当局，上下一心，共建家园，那就和谐了。太好了，正是当局所希望的。奴隶和主人的一心与和谐，不正是统治者所期望的吗？至于国家也好，家财也罢，与你们奴隶何干？什么都是我的，连你的命也是我的；我想卖就卖，想杀就杀，多少年来不是这样子吗？至于老百姓造反，你们敢吗？
老百姓其实也就是不敢！中国为什么可以出现比外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咄咄怪事”？难道不正是老百姓千年养成的逆来顺受的懦弱个性习惯吗?
阴阳平衡和长消理论告诉我们，阳消时则阴长，反之也一样，阳长时则阴消。民与官也一样，民弱则官强，民强则官弱。官敢大批大批的贪污，是由于民大多数不出声、不行动；敢卖国是因民不造反。股市抢了你的钱，你只想到自杀，也想不到砸了交易所。官可以占你的地，扒你的屋，你就不敢象杨佳一样杀了狗官，反而幼稚地要上告。有用吗?官府从来都是上下一体的，你告谁去？
中国的贪官之所以敢胡作非为，难道不是老百姓太懦弱、易欺骗的结果吗？人家已经坏的头上生疮、脚下流脓了，你还不进行革命，至今连个组织也不敢建立，还在寄希望于上下一心?人家什么时候与你一心过？
2008年10月1日星期三
“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书原文再现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书原文再现毛泽东思想
作者：按键驰码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3810 更新时间：2008-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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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因此，文化大革命作为一段历史，甚至是一场笔墨官司，其经验值得注意。对于澄清历史事实是我们人民的责任；对于澄清的历史事实也必须让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原文有再现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所以，让原文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是人民写历史的责任。
下面是1966年12月22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原文：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10月16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深入地检查全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定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级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穿着二个阶级和二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二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批判我们二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二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二人不仅在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时间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而犯的程度不同的错误，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二人的司令部。毛主席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攻革命左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
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的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的对立现象，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代以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原领导人压制群众，被批判，被推反，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成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工作队的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地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去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旧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成阿斗，把工作组当成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访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理应及时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撤销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同时必须搞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要由他们来负，而应由我们刘少奇同志来负担。不少工作组同志感到委曲，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曲，特别是由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们感到抱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又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错误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端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是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们和刘少奇同志。
北京两个多月运动中，中央常委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二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之后，不久就出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但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同志的正确意见是群众中来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是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致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损失。可以肯定的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求，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的、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及时得到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会犯严重的错误不能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表现形式。我所犯的错误实质是，在群众问题上，不是站在相信群众，支持群众革命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而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而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仅在于大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目的；它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家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创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地进行这场革命，让它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能达到目的的。破“四旧”的伟大任务，没有广大革命小将的闯劲，更是不可能实现的。大中学校是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只有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本来北京大中学校的运动起来之后，形式很好，群众普遍起来冲击一切牛鬼蛇神，冲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号召作用。当时看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而我们呢？把这种好得很看成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忙让工作组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上起了扼杀运动的破坏作用。其结果是把轰轰烈烈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左派，牛鬼蛇神暗高兴。
毛主席和中央纠正后，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绩。这对教育和锻炼青年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文化大革命如些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的高位，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己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这不仅说明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我这次犯了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最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得到毛主席的教诲和指导。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很少，用得最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多起来。就必然，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轨道，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了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工作是作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所说的1962年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1962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加以检查和清理。没有跟好毛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做官当老爷，下去得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接触少。对待工作不够严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工作，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样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到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常常犯严重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又长期不自觉，产生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毛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上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1964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从自己不是一个擅权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后也必然要犯的。
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说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
现在初步用镜子照了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慄。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了林彪同志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工作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的，是非常必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有相当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及时向主席报告，即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最了解群众和下边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好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样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经。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邓小平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以上是邓小平同志的的检讨，人民群众有责任给予评论。
作者：按键驰码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3810 更新时间：2008-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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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因此，文化大革命作为一段历史，甚至是一场笔墨官司，其经验值得注意。对于澄清历史事实是我们人民的责任；对于澄清的历史事实也必须让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原文有再现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所以，让原文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是人民写历史的责任。
下面是1966年12月22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原文：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10月16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深入地检查全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定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级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穿着二个阶级和二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二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批判我们二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二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二人不仅在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时间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而犯的程度不同的错误，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二人的司令部。毛主席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攻革命左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
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的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的对立现象，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代以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原领导人压制群众，被批判，被推反，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成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工作队的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地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去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旧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成阿斗，把工作组当成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访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理应及时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撤销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同时必须搞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要由他们来负，而应由我们刘少奇同志来负担。不少工作组同志感到委曲，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曲，特别是由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们感到抱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又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错误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端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是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们和刘少奇同志。
北京两个多月运动中，中央常委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二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之后，不久就出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但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同志的正确意见是群众中来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是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致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损失。可以肯定的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求，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的、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及时得到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会犯严重的错误不能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表现形式。我所犯的错误实质是，在群众问题上，不是站在相信群众，支持群众革命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而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而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仅在于大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目的；它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家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创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地进行这场革命，让它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能达到目的的。破“四旧”的伟大任务，没有广大革命小将的闯劲，更是不可能实现的。大中学校是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只有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本来北京大中学校的运动起来之后，形式很好，群众普遍起来冲击一切牛鬼蛇神，冲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号召作用。当时看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而我们呢？把这种好得很看成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忙让工作组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上起了扼杀运动的破坏作用。其结果是把轰轰烈烈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左派，牛鬼蛇神暗高兴。
毛主席和中央纠正后，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绩。这对教育和锻炼青年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文化大革命如些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的高位，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己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这不仅说明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我这次犯了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最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得到毛主席的教诲和指导。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很少，用得最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多起来。就必然，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轨道，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了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工作是作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所说的1962年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1962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加以检查和清理。没有跟好毛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做官当老爷，下去得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接触少。对待工作不够严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工作，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样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到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常常犯严重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又长期不自觉，产生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毛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上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1964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从自己不是一个擅权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后也必然要犯的。
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说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
现在初步用镜子照了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慄。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了林彪同志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工作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的，是非常必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有相当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及时向主席报告，即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最了解群众和下边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好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样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经。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邓小平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以上是邓小平同志的的检讨，人民群众有责任给予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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